文/王东杰

犹太平民向德军投降

    二战期间法国西南部的勒尚邦村，一个胡格诺教徒的聚居区。胡格诺派属于新教，和大多数法国人信仰的天主教不同。自16世纪，他们就被当作异端，在法国不断受到迫害。这种经验使他们对20世纪30年代甚受法西斯主义凌侮的犹太人命运感同身受，充满同情。战争开始后，法国在纳粹进攻下迅速沦陷，而勒尚邦村的两位牧师仍然坚守良知，积极组织犹太难民的收容工作。在两位牧师遭到逮捕后，他们的妻子继续为难民筹集食宿。然而，当她们询问那些邻居，是否愿意接受难民的时候，村民们却畏缩不前了：是的，他们真切地同情犹太人，但他们也要保护自己和家人。这件事太危险了，一旦暴露，他们所遭遇的必是覆顶之灾。

    面对这种退缩，两位妻子几乎绝望。然而，事情总有出人意料的转机。当那些犹太人真的来到村子里的时候，事情出现了意想不到的转机。她们抱着试一试的心态，领着那些骨瘦如柴、疲惫不堪的难民，再次来到村民们面前，却惊喜地发现，先前一口回绝的人竟略带犹豫地伸出了援手，而且从此一发不可收拾。在短短的几年里，他们先后收留了5000名犹太人，并帮助他们逃到安全地带。

    现在的问题是，这些突如其来的变化是怎么发生的？

    在著名的政治学、人类学家詹姆斯·斯科特看来，这里显示的是“具体性”的力量。当犹太人还没有来到村民面前，尽管村民们知道他们处境艰险，可是他们毕竟还只是一些抽象词汇：“难民”“受害者”“犹太人”，他们值得同情，可是和身边活生生的亲人相比，还太遥远，暂时闭起眼睛来也没关系。可是，一旦面前站着一个真正的犹太人：满面菜色，步履蹒跚，瑟瑟发抖，和自己的亲人一样具体生动，村民们的同情心和道德勇气也就立刻激发。还是那些犹太人，还是那些村民，他们都没有变，变的只是情境。斯科特总结了村民的行为轨迹：他们从自己面临的具体情境出发，做了应做之事。“他们并不是先宣示一条原则再照着做。他们的行动在先，然后再为行动找到一套逻辑。”他借用另一位学者的说法，将村民的援救行动称为“平庸之善”，以对应汉娜·阿伦特鼎鼎大名的“平庸之恶”的概念。他同时也提出，这也可以说是“具体之善”。

    的确，在现代汉语中，“平庸”二字可能很容易引人误解。但是，过去人说“庸”（比如“中庸”），也就是“常”。给逃生的人一碗热汤、一床棉被，都是平凡的、琐屑的，当然，即使如此，在特定情境下，这也是需要付出心理上的挣扎和努力的。然而，就像在这个例子里一样，一旦人们不约而同地决定，遵从他们内在良知的召唤，所带来的结果也是惊人的。

    对于熟知“平庸之恶”的人来说，“平庸之善”的说法具有无可替代的冲击力。乍看起来，平庸之善似乎就是“勿以善小而不为”。然而，一旦和“平庸之恶”对照起来，它所蕴含着的历史意义，就要深刻得多了。这个从纳粹铁蹄践踏下抢救出来的概念，散发着更为人性的光辉——不是让人刺眼的那种，是日常的，温和的，也是坚韧的。福柯的微观权力观念告诉我们，强权犹如流水一般，无声地渗进生活的每一处空间，乃至人们的骨髓。面对它所制造的恐怖，每个人都会感到害怕，这是本性流露。但另一方面，善也同样来自人性本身，无可消除。由此，在恐惧的同时，人也在尽可能地抵抗强权的压迫。这抵抗也一样是无声的，像流水一般，渗入生活的每一细小空间，绵密地、灵活地、固执地与强权抗衡，保卫人性的尊严。人性不死，生命有光。

平庸的善，就是具体的善。那是因为，日常生活本身就是具体的。但是，这不等于生活可以永远地维持它的具体性。具体性会被那些强加给我们的抽象性（比如一条建立在生活之外的、空降给人们的“原则”）所掩盖、排挤、腐蚀，像铁锈一样，一片一片地淡出人们的生活，使他们只会有口无心地重复那些“原则”，而无力将其还原为活生生的事实，甚至会将“原则”所承载的理念视为虚伪的装饰。而这又必将导致，人们丧失掉按照本自具足的良知做出即时性善举的能力，更难以想象，这种偶尔的善举会“从此一发不可收拾”，成为一种改变历史的力量。在这种意义上，每一个社会都需要有人将那些被恐惧淋得透湿的“犹太人”带到人们面前，以让人们重温“具体性”的模样，唤醒他们的行善本能。

王东杰

王东杰 1971年生，清华大学历史系教授、博导。【编辑：袁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