漫长的历史，各类思想家著书立说，可是，人类的精神依旧只有如此简短的几种形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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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周志强

    最近阅读一本有趣的思想史《从火到弗洛伊德》，开篇就提到一个问题：亚当夏娃之前有没有人类呢？17世纪中叶，法国一位名叫佩莱尔的图书管理员撰写了一本《关于亚当之前的人类假说的神学体系》的书。在书中，他坚持考古中发现的“雷燧石”是人类早期制造的工具，这其实已经在宣布“上帝造人”乃是虚妄之言。尽管如此，特定的历史规定了人当时的想象力，佩莱尔还是承认亚当夏娃的存在，他认为，亚当和夏娃是犹太人的祖先。在那个时候，这当然是“危言耸听”。这本书虽然讲述了在今天的人看来很平常的知识，却违背了教会的教义。佩莱尔不仅被宗教法庭拘禁，他的书也在巴黎被烧毁。最终，佩莱尔向教会妥协：他宣布放弃“前亚当”的学说，并退出加尔文教。最后，他死于一家修道院中。

    这使我想起伽利略的故事。为了不被烧死，伽利略只好在同意太阳围绕地球旋转的声明上签下自己的名字。他一边签名一边自我安慰说，没关系，反正还是地球绕着太阳转。

    看来，思想史的发展未必跟历史相配合，但是，却总是与黑格尔所说的“精神史”相维系。考察思想的诞生，不能仅仅看它说了什么，更要看为什么这样说。一定的时代，可以有各种各样的奇思妙想，也可以有诸多不由自主写出来的荒唐怪诞。但是，随着时间的流逝，那些曾经说过的话消失了意义和价值，而为什么这样说却变得更值研究和分析。

    冯友兰上个世纪70年代发表了诸多大批孔子的文章，与他此前的主张截然不同。这个“转变”，令很多人不能理解。梁漱溟就大为不满，后人也诟病不已。梁漱溟后来著述提到旧事，对于冯友兰曾经的举动谅解且理解，在我看来，这不是对思想史的谅解，而是出于对特定精神史的了悟。

    于此，领悟“转变”比痛骂“谄媚”更有助于我们了知精神史的特定逻辑。

    其实，历史如此，人生何尝不是？在我的青年时期，最喜欢金庸笔下的胡斐，任性使情，敢作敢当，且从不苟且犹豫；而到了中年时期，越来越喜欢可有可无的令狐冲，随随便便若即若离。时至今日，更加慢慢明白，令狐冲的魅力不是他的自由和洒脱，而是他对于掌控他人命运的力量毫无兴趣的态度，是他心里没有正教魔教分野的气度，而只有“人的痛快”的追求。有时候我会奇怪地觉得，“令狐冲”才是做学问的人应该坚守的一种方式：肉身不免陷入各种各样的事务，精神却超越独立、冷眼旁观。

    思想史与精神史的对照，不妨比作两种有趣的态度：前者丰富多姿怪模怪样，后者却只有“坦白”这样两个字。一个人的思想常常会拜金拜权拜时势，精神却最终漂浮在历史的海平面，坦白呈现极为简单的因素——嘴巴可以自动说话，历史却坚持无声的表达。

    费希特曾经把人类的精神历史分成五个阶段：理性服从本能的时代、理性服从权威的时代、解放的时代、理性科学的时代与理性艺术的时代。漫长的历史，各类思想家著书立说，可是，人类的精神依旧只有如此简短的几种形态。我们今天终于走到了“理性科学”的时代，无论人们生产出怎样的学说，做出怎样令人吃惊的辩护，终究无法逃离理性科学时代的“坦白”。我们具备了这样的能力：不仅看你说了什么，也懂得你为什么这样说——这正是理性科学时代的光辉所在。

周志强 南开大学文学院教授，从事文化批评与文化研究。

    (编辑：禹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