圣人之圣明，暴君之横暴，一代代踵事增华，加码到后来，无可收拾，成了既像神话又像笑话的东西

 文/张宗子

    鲁迅在《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中讲到曹操时说过：“在历史上的记载和论断有时也是极靠不住的，不能相信的地方很多，因为通常我们晓得，某朝的年代长一点，其中必定好人多；某朝的年代短一点，其中差不多没有好人。为什么呢？因为年代长了，做史的是本朝人，当然恭维本朝的人物，年代短了，做史的是别朝人，便很自由地贬斥其异朝的人物。”

    这段话影响了我对史志的态度，对即使是最喜欢的著作，也留一份戒心，不轻易相信。胡适说，历史实在是个很服从的女孩子，百依百顺地任我们替她涂抹和装扮起来。深闺大宅的名媛淑女，蛾眉画就之前，是不许人窥其素颜的。

    克罗齐说“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这句话正如黑格尔的名言“凡是存在的都是合理的”，遭到广泛的误读。克罗齐的意思是，历史以现实生活为参照，只有和当前的观念和经验相重合的时候，才为人所理解。

    历史构成我们当前的精神生活的一部分。然而不幸的是，对克罗齐的误读恰恰成为确定的现实：历史一直是为现实服务的工具，一直是一种意识形态，甚至话语的霸权，这就决定了它很难是对过去事件的客观解读，它成了柏拉图所说的那种“高贵的谎言”。

    秦朝，新莽，曹魏，隋朝，武周，都只有短短十几或几十年，鲁迅说，“所以在秦朝，差不多在史的记载上半个好人也没有。曹操在史上年代也是颇短的，自然也逃不了被后一朝人说坏话的公例。”看看《世说新语》里关于曹氏父子种种离奇而颇能讨好俗众的荒诞传说就知道了。

    中国的古史既是“层累地造成的”，圣人之圣明，暴君之横暴，一代代踵事增华，加码到后来，无可收拾，成了既像神话又像笑话的东西。

    上古史由于没有文字或文字和书写工具的简陋不便，留下的资料很少，几千年的口传，经过无数次改造和变形，弄得史实与传说不分。特洛亚城如果不是谢里曼的发掘，谁会相信荷马史诗吟唱的，可能是实际发生的事？虽然是真事，但你再天真，也不会认为在那场战争中，奥林波斯圣山的诸神如宙斯和雅典娜，都不辞辛苦地介入了，希腊联军的头号英雄阿克琉斯，因为被母亲倒提着在冥河水里浸过，全身除脚踵外无处可伤。黄帝肯定是中华民族历史上的真实人物，但“应玄期，总百神”，“体练五灵妙，气含云露津”，铸鼎荆山，跨龙飞升那些话，只好看作玄幻小说里的情节。

    至少自《春秋》以后，我们进入了信史时代，司马迁发愤作《史记》，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记叙史实，带着强烈的情感和主观性。这是美好而伟大的主观性，使历史成为有血有肉有灵魂的文字。然而不过一百余年，班固便拨乱反正，使历史学走上正轨，此后官修史书，统治者的意志不可避免地渗透其中。

    近看夏维东数百万字的大作《我的五千年》，甚是有趣好读，其别具只眼，令人印象深刻。

    书的第一部《上古迷思》，对深入人心的两位元凶桀与纣，着墨最多，写得最为痛快：“履癸就是帝桀，个人素质好得让天下男人崩溃：英俊潇洒，孔武有力，可以赤手空拳搏杀犀牛和老虎。后世有两个帝王和他极其相似，素质出众，结局悲惨，便是商纣王和隋炀帝。看来集万千宠爱于一身未必是好事，过多的幸运比苦难更能‘毁人不倦’，它会让人产生一种狂妄的错觉，觉得自己是超越众生的神。”

    桀的恶行，有不少绘声绘色的描写，最能说明桀腐败的是“酒池肉林”一事，据说桀建了一个巨大的池子，可供三千男女在里面玩乐，池子里装的不是水，是酒，池边树上挂着肉脯，这三千男女玩累了，“抬头吃肉，俯身喝酒，裸身相抱，真是人类史上罕见的奇观。”

    奇观奇则奇矣，然而作者说，可惜不是事实，主要来自三国西晋时《帝纪》作者皇甫谧的想象。战国时的尸子最初只说，桀侈靡无度，“六马登糟丘，方舟泛酒池”，西汉时的《韩诗外传》将其扩大为“桀为酒池，可以运舟，糟丘足以望十里，一鼓而牛饮者三千人。”百年后刘向在《列女传》里再加以发挥，增设了“醉鬼、死鬼，还有妹喜这个女鬼。”皇甫谧“继续在刘向的基础上添砖加瓦”，开发出一个“肉林”：“肉山脯林，以为酒池，一鼓而牛饮者三千余人，醉而溺水。”

    《史记·殷本纪》说商纣王“以酒为池，悬肉为林，使男女倮，相逐其间。”这大概就是事情的真相，但与桀无关。

张宗子 旅美作家，现住纽约，著有《空杯》《书时光》等。

    （编辑：禹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