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西方的模式写中国的故事，难免与国人的思维经验相悖离，显得“隔”，不“贴”

德国汉学家顾彬

                                                        文/蔡小容

去年10月德国汉学家顾彬（Wolfgang Kubin）来武大外语学院讲座。他讲：“Translation is  original。”——翻译是原创，而不是对原文的复制。德谚有云“翻译即背叛”，所以你不能指摘译者的翻译错误。“没有什么原文，我们不犯错误”，他这么说未免偏颇了，没有原文何来译文呢？这么说则是中肯的：“原作与译作的关系不能如双手合十，而应如交叉紧握，各自独立又互相依存。”

他很爱中国文学。多年前，李白的诗让他从神学转向文学，具体说，是那首：“故人西辞黄鹤楼，烟花三月下扬州……”他的博士论文题目是《论杜牧的抒情诗》，想必那句“十年一觉扬州梦”也令他动心不已。他说唐朝的诗可以破坏德语的语法，至少是一两行。这句赞美很含蓄，想想看德语语法何其坚固——论语法，法语远强于英语，德语更强于法语，而汉语，我们中文的语法是大音希声大象无形。

他讲完了有人提问，问题听来有趣，内里锐利：是否二十世纪上半叶的中国文学是茅台，下半叶的是二锅头？顾彬答道：诗歌仍然是茅台，王安忆的小说是茅台，而莫言等人的，只是汾酒。台下欢然，笑语荡漾到了网上：那，谁是五粮液，谁是泸州老窖？还有郎酒、仰韶、宝丰、杜康……好像讨论这个话题需要先熟悉中国不同酒的品级与风格。它们各是什么品级？我一概不知，但从字面语感上觉得莫言与二锅头挺相配。

我没看过莫言的书。国内几位与他大致在同一重量级的男作家的书我也没看。如果不是考试或学位压力，文学作品尽着自己爱读的去读就好，我的中国现当代文学博士论文题做的是严歌苓，从而莫言、余华、格非、刘震云们都被我漏掉了。对于专业现当代文学研究者，这几位大作家都是研究重镇，但为什么我却不想看呢？我读到孙郁先生的一篇文章《文体的隐秘》，他的论说令我豁然开朗。

他说，余华、莫言这些重要作家，他们的长篇的成功之处并非文本里的深层语态，而只是故事本身。余华的《活着》、《许三观卖血记》写曲折、宿命的人间，隐含着中国的人间哲学，小说在深度上令人刮目，但文字却有“西崽气”，仿佛是翻译文体。莫言、格非等人也与他类似，他们的文字不是古中国认知血脉的延续，故尔他们的作品像一种海外舶来之物。这些优秀作家深受西方成熟的小说体系的影响，在结构和人物等方面多有受益，而本土文化的内功，因为忽视而减弱，他们从西方文学学来了小说的结构，却不幸将中国文字的传神功夫抛弃了。

——对啊，正是此理！用西方的模式写中国的故事，难免与国人的思维经验相悖离，显得“隔”，不“贴”。为什么中国古典小说那么好看，《三国》《水浒》《西游》《红楼》《儒林》《聊斋》，一代代的中国人百读不厌，因为它们集中了国人对文学、历史、社会、人生最精妙的感悟，包含着民族生活的隐秘与汉语的魅力，是我们血脉里的东西。在这些方面有所了悟和着力的作家也同样深具吸引力，如汪曾祺，他不像酒，更像茶。

莫言获诺贝尔奖后，评论蜂起。有一篇《莫言的“染病的语言”》，作者叫孙笑冬（Anna Sun），她只谈文学的天然血肉——语言。孙笑冬认为莫言的语言没有美学价值，重复、老旧、粗劣。与孙郁先生的观点类似，她也说莫言的语言脱离了中国文学过往的几千年历史，不复优雅、复杂与丰富。

这位作者我恰好知道，她1990年赴美留学，2001年在国内出了本随笔集《蓝色笔记本》，我当时应出版社之邀写了一篇书评。一个19岁的少女，心爱的作家是“雪芹”“爱玲”、里尔克、普鲁斯特与帕斯捷尔纳克，行李中带着一部书页发黄的《红楼梦》，带着中文写作的愿望到一个不讲中文的国度里去生活。20多年后，已是俄亥俄州凯尼恩学院助理教授的她写出这篇评论，真是自然而然，初心不忘，篇末她提出期许：“作家必须始终沉浸于更为纯净的中国传统文学的溪涧，即使遭逢最荒芜的环境，也从未断流。”

严歌苓说国内的作家她比较关注这三位：王安忆、林白、毕飞宇。这三位我也读得较多，这证明我对严歌苓的理解大致不差，我们的关注点都在文字、文体、美学。

蔡小容 武汉大学外语学院教授。兼事写作，有散文集《小麦的小人书》、长篇小说《日居月诸》等。

（编辑：禹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