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寇研

崇祯皇帝

    大明王朝开国前夕，朱元璋放言：“元氏废弃礼教，因循百年，而中国之礼变易几尽。朕即位以来，夙夜不忘，思有以振举之，以洗污染之习。”这段话的意思无非是埋汰元朝，说这个外来民族搞乱了中原大地的传统礼制，现在他决定拨乱反正，“洗污染之习”了。

    明太祖马不停蹄制定了一系列规矩。在组织人马编撰的50卷《大明集礼》中，他不仅包办了老百姓的洗剪吹，还核定了吉礼、嘉礼、宾礼等各种礼制，甚至不同社会地位之人的居所面积、酒杯规格乃至什么人才能戴斗笠等等都有详细规定。

    礼制改革当然也离不开服饰。在明太祖的规矩中，不同社会地位的人都须按照规定来穿戴。士大夫、乐工、士庶、士庶妻等人的日常衣饰、修饰都有明文规定。简言之，什么人穿什么衣服。这等于是把等级披挂在身，你是天蝎座还是处女座未必一眼能看出，但你所属的社会阶层，却是实实在在有明码标注的。

    因明太祖“替天行道”造反的对象是元朝这样一个充满异域风情的民族，所以在服饰改革上，明太祖还要刻意纠正的一个“污染之习”便是，士大夫的衣袖。

    单从服饰角度看，衣袖只是古人袍服的一部分，但古代士大夫的衣袖，却在中国历史上扮演着一个特别的角色。简言之，袖子的宽窄关乎汉族社会的等级乃至权力。从商周起，“大袖一直是历朝历代祫祭所服的标配结构”，祭祀既是一种贵族统治的政治行为，也和儒家思想息息相关，因之，“大袖”自然而然纳入“礼”的系统、贵族服饰手册中。相反，窄袖则和体力劳动者相关，这自然因为实用性。比如古装剧中，杀手的衣袖总是仅仅缚在胳膊，而杀手的主子往往宽袍大袖。

    大小袖的等级之分一直延续到魏晋时期，但紧跟而来的民族大融合冲击了这种大袖时尚。原因不难理解，那些动不动驰骋草原的马上民族，肯定是嫌大袖累赘的。唐王朝的建立，因了自身的血统，不可避免地带来了“胡服风尚”，相应的，当时的“官绅时尚由大袖变为小袖”。但到了宋朝，官方重新秉承“秦汉袖制”，重又加强了袖子和官制、礼制的关联。再到元朝，又一个马上民族入主中原，带来了浓厚的蒙古色彩，自然便有了明太祖痛心疾首数落的“元氏废弃礼教”云云。

    明朝官方规定，“庶人长衣，去地五寸，袖长过手六寸，袖椿广一尺，袖口五寸。”而文武官公服，“盘领右衽袍，用纻丝或纱罗绢，袖宽三尺……”士绅的大袖时尚重新回到了中原，回到了“礼”。据载，明太祖在位31年中，仅服饰制度，就进行了十几次的修订、增补，一步步将百姓牢牢捆在他所属的等级中，以“满足儒家思想和汉族血统的需求”。由此可见，从商周到秦汉到魏晋再到隋唐、宋元乃至明王朝，士大夫袍服及袖子宽窄的变化，着实和统治者的民族背景紧密相关。

    但到了明朝末年，大袖时尚又有了新的动向。崇祯皇帝接手的王朝，外忧内患，已是一只到处漏水的舟子。东北关外满州军虎视眈眈，中原大地李自成、张献忠率领下的“流寇”四处肆虐。若要堵住这些不断漏水的破洞，就得不断往外掏钱、打仗。

    崇祯皇帝因为少年经历，在钱这事上天生没有安全感。一有大臣请求他出“内帑”充军饷，他的心就要滴血。崇祯天天为钱操心，变着花样攒钱。事实证明，不仅统治者的民族背景会影响袖子时尚，统治者的性情也会。崇祯帝一会儿怂恿贵族捐款，一会儿组织后宫妃嫔、宫女纺线，后来为了节省绸布开支，又“下令袍服大袖一律只留一尺五寸”，并将之“定为天下共式”。

            从“三尺”到“一尺五寸”，崇祯帝裁窄了士大夫的袖子，省了绸布……诸如此类，功夫不负有心人，崇祯帝的“内帑”中，仅白银就攒下了3700多万两，还不算那不计其数的珠宝首饰，后来李自成足足装了四十多车才运完。

寇研

寇研 作家，出版了《思奔》《上官婉儿和她的大唐》等作品多部。【编辑：袁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