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江日报记者 黄亚婷

建设中的武汉大学老图书馆，摄于1935年

赏樱花迎春，跳东湖辞夏，发生在武汉大学的这两项活动，是近年热闹不已的民众狂欢事件，乃至晓喻全国。提及武大，必谈樱花，进而成为武汉这座城市的标签之一。然而，本科、硕士、博士均毕业于武汉大学的近代建筑史研究者刘文祥，对此有不同看法。他的最新著作《珞珈筑记》近期由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此书从学术视角详细考据了国立武汉大学新校园的诞生，刘文祥接受了长江日报读＋周刊的专访。

  这不是一座象牙塔

《珞珈筑记》的讲述从1915年的秋天说起。这年，给自己取了个接地气的中文名字的地道美国人马栋臣，作为美孚石油公司的勘探技师和地质工程师，和伙伴们刚刚完成在中国北方长城沿线的地质考察，但那次历时半年的石油勘探活动，没有获得任何具有商业开发价值的发现，进而形成了后来著名的“中国贫油论”。而后，马栋臣开启了轻松愉悦的南中国之旅。在一个阳光和煦的秋日午后，马栋臣爬上武昌东郊洪山山顶，将他的相机镜头对准了东面延绵的丘陵，和更远处一片模糊的水域。刘文祥说，这张照片记录了武汉大学新校园诞生之前的珞珈山景象，一份难得的影像资料。

而这张照片拍摄的十数年后，立志推翻“中国贫油论”的中国地质学家李四光，也恰好把目光锁定在了照片里的山山水水之间，1928年，李四光接受蔡元培任命，成为武汉大学建设筹备委员会委员长，以武昌城外东湖附近珞珈山一带为新校舍地址。

随着城市化发展，如今的武汉大学地处城市中心，然而在当时，珞珈山一带仅是武昌城郊的一片荒郊野泽。对于选址，初期的学者们还进行了一番讨论。中国第一部宪法起草的四位顾问之一、时任武汉大学法学院教授周鲠生曾尤其不主张国立大学设在郊外，他认为，大学的重要使命之一便是“影响社会，要做社会改造的动力”，因此不能脱离社会。但他又对武汉大学在郊外新辟校址十分支持，并给出了两点理由。其一，位于阅马场的武汉大学旧校舍物质设备不太好，地方又狭窄，不能发展，而且环境太恶，大学新创，基础未固，恐怕不惟不能影响社会，还会被社会同化。其二，如李四光先生等都是这样主张，以为中国当时太没有建设的工作，尤其是教育方面，因陋就简。外国人办的学校是那样注重物质的设备，而国立学校则适得其反，对于建筑设备，多不注意。现在努力建设武大，就是为建设而建设，就是要做一个榜样给国人看，让国人认清楚，建设并不是不可能或太难的事。但周鲠生仍然强调，“武大虽然建设在离开社会的山野，我们终究不是与现实社会绝缘，我们不要忘记了我们社会的使命。”

反对“象牙塔”式大学，也是刘文祥颇为赞同的观点，“高等教育绝不能自娱自乐”。

这是一种“庸俗复古主义”

“为建设而建设”的武汉大学，最终建成了中国最美大学之一，白墙绿顶，民国时期中西合璧的建筑风格，在青山湖畔间被视作古朴典雅的代名词。然而，刘文祥通过翔实的史料研究，认为武汉大学建筑群是“现代大学校园与复古建筑形式的折中碰撞”。一方面，上世纪30年代以前，中国无论教会大学还是官办大学，其校舍建筑均尚未大规模采用钢筋混泥土框架结构，因此，武汉大学在珞珈山营建的校舍，是中国历史上最早的一批钢筋混凝土框架结构大学校舍建筑，具有划时代意义。另一方面，这种碰撞本身是不完美的，甚至是失败的，留下教训的。他举例，“理学院一期建筑代表了开尔斯（设计武汉大学建筑的美国建筑师）在这项宏伟工程的最初所进行的摸索。若单纯以使用功能而论，把教学楼和实验楼做成这样一个异形的十字平面拜占庭穹顶加两边造型同样古怪的中式阁楼的样子，实在是显得毫无道理。”

在这个“不完美的”前提下，刘文祥认为，武大校园的当代建筑，不必刻意模仿开尔斯的设计，“好像武大今天盖个房子都必须戴个‘绿帽子’，这个思路是一种庸俗复古主义。今天的建筑当然应该跟历史对话，但这种对话绝不是机械模仿。”

刘文祥说，在建筑史研究圈，直面这种不完美是寻常事，“大家都承认，中国的近代建筑史，本来就是在近代史中跌跌撞撞，很多案例是外国人心中的中国嘛，必然会留下很多遗憾，甚至有很多滑稽的搭配。我们研究历史本身，不是赞美，也不是讽刺，而是通过客观梳理，反应当时的社会，在大时代风云的探索历程和足迹。”

在他看来，建筑并非死物，而是有生命力的。这股生命力，来源于建筑营建的过程，设计理念，以及使用者赋予其中的文化底蕴。这也使得刘文祥从大二到博士毕业，花费十年光阴来研究武大的建筑群，他的本科、硕士、博士论文均以此为题，《珞珈筑记》 便是从博士论文修改而来。他认为，武大的建筑比时下流行的樱花，更值得说道，“我个人很不认同把樱花作为代表武汉大学的符号，因此，这本书从内容到封面，我都特别回避樱花。武汉大学这么厚重，樱花这个符号不堪承受。当然，建筑群可以承载一个方面，但也仅仅是一个方面，武大的学者大师等，值得说的太多了，樱花恰恰是其中最不值得说的一个层面”。

这是“大学之城”的母体

武大注入到武汉这座城市的气质，既然最值得说道的并非樱花所代表的浪漫，那又是什么呢？清华大学原校长梅贻琦曾提出“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刘文祥的观点也在于此，“我们看历史上的武汉大学，不能把眼光只放在今天的武汉大学上，今天的很多武汉高等院校，比如华中科技大学、华中农业大学等，和历史上的武汉大学都有着非常深厚的历史渊源。民国时期的武汉大学相当于‘母体’，分化并产生了很多分支，它们共同奠定了武汉作为‘大学之城’的气质。我在书中用了很大篇幅梳理武汉高等教育发展史，我的结论是，在国立武汉大学创办以前，武汉在全国的教育版图上是非常弱势的。这个观点可能有一定颠覆性，传统观点认为，自张之洞兴学以来，好像武汉就成为了‘大学之城’，就走在全国前列，确实，张之洞那个时代的武汉大放异彩，在教育领域也大放异彩，但在高等教育领域并非如此。武汉得以成为‘大学之城’，是国立武汉大学创办奠定的。武大筑巢引凤，为武汉这座城市吸引了众多一流学者，不光有闻一多这样的湖北籍学者，还有周鲠生这样的非湖北籍学者。”他分享了一则趣事，“当时武大有不少像周鲠生这样的湖南籍学者，建校经费紧张时，湖南省政府还为法学院提供了建设资金。”

学者和学生来到武汉这种城市，在这里工作、学习，校园生活也不可避免地对城市产生影响。刘文祥介绍，“武汉大学对珞珈山地区的开发建设，对东湖沿岸地区产生了点石成金的外溢效果，教授们的生活方式一度成为风尚，逐渐吸引不少达官富豪及社会名流前来湖岸一带修建花园别墅，包括夏斗寅的养云山庄，曹家花园等。更大层面的影响则面向大众，比如，在20世纪30年代，武大校车事实上也承担了东湖旅游巴士的功能。名校与城市及区域社会的互动应该是方方面面的，这方面的研究我才刚开了个头，时至今日，这仍然是值得探讨的命题。”

【编辑：叶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