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蒋蓝

作者蒋蓝，朱自清散文奖、人民文学奖、中国报人散文奖、西部文学奖、中国新闻奖副刊金奖、四川文学奖、布老虎散文奖得主。已出版《踪迹史》《成都笔记》《蜀地笔记》《豹典》等多部文学、文化专著。

    侠客的人与事，自然是出自文人的描摹。文人一方面感于时世艰难而彪炳异志，为此司马迁留下了《刺客列传》《游侠列传》；另外一方面是寄托情怀，这有点类似李白“十步杀一人，千里不留行。事了拂衣去，深藏身与名”的纸上抒情。文人实际上可分为两大类：一是以侠客许人，二是以侠客自许。其实不仅仅是“千古文人侠客梦”，而在于“侠客梦”淬就了我们的人格，并葆有了伟大的民族精神。

    中国古代的侠从来就不是一门职业。侠起源于原始家族成员互助的古风，诞生于春秋，盛行于战国，大倡于晚清同盟会。现存史籍中，最早提到侠的是《韩非子·五蠹》篇：“儒以文乱法，侠以武犯禁。”最早论述到“侠客”的是司马迁《史记·游侠列传》：“今游侠，其行虽不轨于正义，然其言必信，其行必果”。什么才能叫“轨于正义”？成为俎上之肉、任人宰割才叫“正义”吗？尽管价值观南辕北辙，但催生出侠客横空出世的条件出现了：一是社会的混乱和制度的黑暗，人间有太多灾难；二是一些人具有血性、良知和侠义气质，此为侠产生的主要因素。春秋战国遍布血与火，为“乱世天教重游侠”提供了千载难逢的舞台。

    专诸、要离、豫让、聂政、荆轲、高渐离，就像一条条没有手柄的断刀，在全力递出去之后，就没有考虑收回。稳妥、保全、默生，绝对不是他们的事，那是儒生的事，是君子大人们的事。六人当中，只有专诸、聂政手刃了仇敌；要离、豫让则以空前的忠义感化了对手或圣灵，对手竟然自杀或暴亡成全了他们的失败；只有知识分子出身的荆轲、高渐离是彻底失意的，他们的利器在逼近秦始皇咽喉之际，命运使他们丧失了准头。某天，我突然恍悟到，这六人中，要离、豫让、聂政、高渐离四人先后毁容、自残，这犹如电光火石的一击，我似乎看到了蛰伏在他们的刀刃之后的，那比刀刃更为决绝的东西。

    “侠义”绝不能被割裂。

    “侠”本有通过武力挟持的意思，野草包含辅助之义；義字指羊，是“牺牲我像羊一样作为祭品”的意思。又因为“我”字指宰羊的兵刃，故義字从我。侠义之刃戛金断玉，响彻古中国的锈红色长空。侠义之士就是放弃自我的一群人。拆骨为刀的推刃行为是一种自戕，竟成为他们的唯一选择。沉溺于“侠客梦”的人，知武而不知侠，慕侠而不重义，就是本末倒置。梁羽生曾指出：“侠”是灵魂，“武”是躯壳。“侠”是目的，“武”是达成“侠”的手段。

    那么何为侠义呢？《墨子·经说上》曰：“任，士损己而益所为也。”任——就是去做自己不喜欢的事以解别人之危，牺牲自己，扶危救困。纵观中国侠义史，可以发现墨、儒两家的侠义观最为接近，侠出于墨，这也就此造就了中国古代侠行的正义叙事。

    陈平原在《千古文人侠客梦》里认为：“实际上，谁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侠客，这一点无关紧要；要紧的是以‘制度不立，纲纪废弛’的时代为侠客的活动舞台。原有的阶层划分和道德规范失落，秩序混乱，尊卑贵贱不再是铁板一块，个人游离于社会组织与社会结构的可能性大大增加，这就是游侠之得以驰骋的特定时空。倘如此，则中国历史上得以产生侠客的时代远不止春秋至秦汉。”到了西汉，独裁者对自我利益的保护策略越发严密，严刑峻法广为实施，侠行逐渐式微，但一当铁幕露出缝隙，就会有侠士挺身而出，施展雷霆一击，真是应了“乱世出英雄”的古训。

    甚至可以发现，面对一部洋洋《春秋》，如果我们用一句话来概括的话，不妨可以总结为：复仇乃春秋之大义！在国家复仇与家族、血亲复仇之外，对陌生人一诺千金、拆骨为刀的侠义之举，才是跃升为复仇高音部的亮音。

    因此，我也只能怀想，铺排侠客梦对我的招魂：

    我无比缅怀先秦时代那种“独侠”的意象强力跃升为生与死的强悍主体。鲁迅先生认为，在王道文化所推崇的儒家恕道的“王土”之外，民间一直流淌着放血追义的复仇精神，这是民族得以葆有风骨、剔除杂质的生命活力，更是对正义的一次一次深犁。即使到了唐宋时期，侠义的文学是顶起旷大黑暗的一茎烛火。游侠俨然成为了黑暗时代的一抹亮色，作为先秦侠义的“剩余价值”，这是一个侠义逐渐式微的时代。晚清时节，同盟会·光复会先烈对腐败朝廷的铁血一击，是对远古侠义精神的一次大招魂。在辛亥革命前后，从1900年史坚如谋炸两广总督德寿开始，到1912年彭家珍炸死良弼止，付诸行动的暗杀，共五十多起。由“暗杀”到“明杀”的嬗变，展示了中国侠义精神的大纛，使彪炳千古的“暗杀时代”，彻底成为了轰天绝唱。

  【编辑：袁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