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禾刀

1799年12月14日，美国首任总统华盛顿“驾崩”。华盛顿死前最后一句话是：让我安静地去吧。此前他被灌了大量水银，还被放了2.5升血，超过人体总血量一半。历史上人类治病手法千奇百怪，除了致华盛顿死亡的灌注水银和放血疗法，还有水蛭疗法、砒霜疗法等，古埃及人甚至用鳄鱼粪来避孕……

身为牛津大学医院主治医生，同时又站在讲台上“释疑解惑”的德劳因·伯奇透过《药物简史：鸦片、奎宁、阿司匹林与我们的抗病故事》（梁余音 译 中信出版集团）这本书，讲述了从古巴比伦的鸦片、教皇的奎宁，到强大的德国制药工业、百药之王阿司匹林，每一种经典药物的诞生都有化学、生理学、生物学的厮杀、进步。药物也不仅仅是药物的单纯本身，其发明过程，既有人们传统文化观念、政治观念当然还有种种利益等多种因素的左右。这一角度看，药物发明过程也是一部社会史。推动药物从无到有，从少到多的因素有很多，窃以为至少有三种力量不可或缺，即想象、试验和砥砺。

想象的启蒙

人类自诞生以来，便饱受各种疾病的困扰。也正是因为对疾病的抗争，人类的寿命才得以延长，种群才得以壮大，文明才得以进步。

几乎所有文明里，都流传着关于各种神医的传奇故事。历史上许多帝王都曾希望寻找到一种长生不老药，郑和七下西洋的一个重要使命便是为永乐大帝朱棣寻找延年益寿的神丹妙药。

德劳因直言不讳地指出，“世界上第一批医生根本就是骗子”，“在人类历史上的大多数时期，医生害死的病人远比救活的多”。前哈佛大学医学院院长霍姆斯亦坚信，“如果把现在使用的所有药物都沉到海底去，对全人类肯定是件好事，但鱼类就要遭殃了。”

的确，如文头所举案例，医学界确曾留下许多今天看来草菅人命的奇葩医学案例。早期医学曾被“形象学说”严重误导。这种学说认为“外部形象可以决定内在作用，在药物领域，则指植物与疾病间的相似性可以证明其治疗能力”。于是乎，医生认为黄金可以治疗黄疸，长得像睾丸的花可以治疗性病，蓟刺能治愈体内的刺痛……不知中华文学作品中神化的人生果是否也源于这一逻辑。

不过，并非颂扬骗子，倒是觉得想象也是医药发展的一种启蒙力量。人类失去想象，世界将会怎样？这句话放在医药发明史上亦恰如其分。想象虽然历经曲折，但终究还是开辟了药学研究道路。另一个种瓜得豆的案例是，在想象的激励下，炼金术终成为化学的启蒙。

想象有时还有意外的收获。1757年英国牧师爱德华·斯通一次偶然经过柳树林，“既然疟疾常见于沼泽地带，而这里柳树丛生，那么柳树就很可能治愈这种疾病”。相较于金鸡纳树皮的稀缺，柳树皮则要常见得多。斯通的脑洞大开不具示范意义，但早期的药物研究，正是这种无头苍蝇式的想象，还有漫无目的的试错，逐渐找到一条药物的科学研究发展之路。

试验的求真

提起第一位获得诺贝尔生理医学奖的华人科学家屠呦呦，从铺天盖地的报道中我们获知，当年屠呦呦带领课题组在“收集2000余方药基础上，编写了640种药物为主的《抗疟单验方集》，对其中的200多种中药开展实验研究，历经380多次失败”。在青蒿素发明最关键时刻，为进一步验证其在人体的有效性，屠呦呦不惜以身试药，住进了医院，从而打开了青蒿素大范围临床试验的大门。

医药发展告别漫无目的的想象，一个很重要的转折点便是染料的发明。染料在医学上的应用，帮助人们认识到人体血液的循环属性，“化学家们（还因此）造出了各种各样的‘打靶’药物，这是抗生素时代的开端，这种思维方法也是‘化学疗法’的开端”。而在化学疗法大门开启后，随着化学科学的突飞猛进，药物研究才算正式迎来了发展的春天。

当然，仅仅有实验室理论还不够，还必须通过最后一关，那就是临床试验。这也是屠呦呦当年“以身试药”的伟大意义所在。

试验除了科学性、样本选择，还关乎道德伦理问题，这也是医学界反复争论而又长期难以突破的问题。

对于那些以身试药者来说，特别是重症绝症患者，绝大多数抱着抓住最后一根救命稻草的心态。问题是，为确保试验的科学性，并不能做到所有报名对象都会得到新药的试验。

另外，并不是新药就一定能成功。即便是推向临床治疗，经过广泛使用后仍有可能因副作用太大而被淘汰乃至禁止。在结核病治疗方面，医学界对金元素疗法（硫代硫酸钠）的夸大其词持续了15年以上；非那西汀研发于19世纪80年代，将近一个世纪后人们才注意到它对肾脏的伤害；拜尔公司研发的二醋吗啡（海洛因），在投向市场仅仅15年后便因成瘾而停止生产。

砥砺的驱动

没有砥砺，就不会有真理，药物发展同样遵循着这一学术规律。

源于心理情绪等因素，患者往往对医生的服务态度极其看重。然而在德劳因看来，早期医生的“药物与建议毒如砒霜，他们真诚、满怀善意，却能置人于死地”。善良并非治病良药。德劳因写道，20世纪50年代的药品里充斥着毒性被低估的化合物，而它们的药效却往往被夸大。如果没有批判，就像英国著名作家乔治·奥威尔所述，一些药物“就好像把船凿沉，来驱赶船上的老鼠”。

寻找真理离不开怀疑与批判。随着“威廉·哈维、托马斯·西德纳姆、奥利弗·温德尔·霍姆斯、弗朗西斯·高尔顿这样的敢于怀疑传统并且不厌其烦进行医学统计分析的医生，他们最终建立了‘循证医学’。”

批判有时会夹杂其他情绪。“第一次世界大战影响了国家的命运，也影响了药物的命运。在英国，走在路上的腊肠狗会被人扔石子儿，就因为它们有德国血统，而阿司匹林也因为同样的原因而暂时失宠。”即便在医学界，“有色眼镜”也是一种阻力。美国家庭医生劳伦斯·克雷文虽然发现阿司匹林对心梗的疗效，但因为人微言轻，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并未被学术界采信。

还有，当历史被扭曲时，原应严谨的学术亦可能被各种因素所左右。在“百药之王”阿斯匹林发明过程中曾起了重要作用的艾兴格林，因为犹太人身份，却被迎合纳粹势力的拜尔公司刻意隐去。尽管法本公司曾在奥斯维辛集中营大做活体实验，但在战后的审判中，他们却以“（被关押的囚犯）无论如何都会死掉”的蹩脚托辞卸责。相比之下，另一段历史很少被人关注：曾一手建立臭名昭著731部队的石井四郎，竟然获得了美军同意，“把731部队的情报资料数据全部提供给美国，作为交换条件，免除其全体人员的战犯罪”（《零年：1945》广西师大出版社2015年版）。

德劳因在结尾时建言，“试验与数据能揭示真理：它们是理解世界的工具，也是改良世界的利器”。这意味，应当让药物研究回到学术研究本身。换言之，只有将药物研究还原为一门免受其他杂音干扰的学术，药物发展才能步入学术研究轨道，在砥砺中前行。

【编辑：叶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