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江日报记者 黄亚婷

“城市套路深，我要回农村”，这句广泛流行的调侃，反映着人们对城市的复杂感情——涌向城市的同时，也感受着城市生活的种种挑战，一面享受，一面泪流。中信出版社近期出版了理查德·佛罗里达所著的《新城市危机：不平等与正在消失的中产阶级》，这位被全球城市规划权威网站Planetizen评为“全世界最具影响力的100位城市思想家”的美国著名学者，也是麻省理工学院《技术评论》杂志评选的“世界上最具影响力的思想领袖”。他曾因发明“创意阶层”一词而闻名，率先探讨了创意人才的涌入如何重振城市，而在这本《新城市危机》中，他进一步认识重振之下的不平等加剧，呼吁建设更公平的新型城市。目前在纽约从事金融工作、哥伦比亚大学EMBA（高级管理人员工商管理硕士）在读的吴楠是本书中文版译者，他接受了长江日报读＋周刊的书面采访。

新城市危机标志：经济不平等加剧和房价上涨

理查德·佛罗里达曾在2016年民主党党内初选和总统竞选中，协助候选人马丁·奥马利起草有关城市政策的呼吁，但让佛罗里达感到遗憾的是，除了他，几乎再没人提到城市政策。在他看来，城市是科技创新、财富创造、社会进步，以及培养开放性思维、进步价值观与政治自由思想的重要平台，它还是试行新政策、激发创造活力、创造高薪就业和提高生活水平的最佳实验室。城市在经济发展中扮演着极为重要的角色，政策制定者却对它如此忽视，这种强烈反差令人忧心。

有新便有旧，所谓“旧城市危机”，须追溯到20世纪六七十年代，西方出现了第一次城市危机，源于经济产业对于城市的抛弃，以及城市本身经济功能的缺失。佛罗里达在书中写道，“去工业化和白人群飞现象（whiteflight，指大批白人从种族混合的老城区移居至种族较为单一的市郊）导致城市流失核心产业、丧失经济职能，成为贫困多发地；暴力犯罪增加，药物滥用、青少年堕胎等社会问题升级；城市税收减少，日益依赖联邦政府的财政扶持。许多城市至今尚未恢复元气。”

而对于新城市危机，佛罗里达的观察实际上延续了他开创性的《创意阶层的崛起》，在那本书中，他谈到年轻、受过教育、富裕的人重新奔向城市，促进了美国城市的复兴与繁荣，扭转了几十年来郊区人口迁移和城市衰落的趋势，而他在《新城市危机》中，进一步反思了自己的观点，认为“回归城市”并没有看起来那么美好，而是面临着严峻的时代悖论：集中人才和经济活动的“聚集力”既是城市发展的引擎，也加剧了不平等。虽然没有一个单独的指标能捕捉新城市危机的全貌，但有综合性指标衡量了危机最重要的四个方面：经济隔离、薪酬不平等、收入不平等和高住房成本。他进一步总结出了两大标志——经济不平等加剧和房价上涨。且他认为，在纽约、伦敦、旧金山等正在复兴的城市中心，这两大标志体现得最为明显，衰退中的“锈带”城市和较多依赖能源、旅游、房地产行业的“太阳带”城市同样受到冲击；在郊区，经济和种族隔离、空间不平等、长期贫困正在变得像在城市中一样常见。从这个角度看，新城市危机也是郊区的危机、城市化的危机，是当代资本主义危机的明显表现。

书中，佛罗里达对此进行了多方面梳理。译者吴楠介绍，“作者谈到了五个维度的新城市危机。第一个维度是少数‘超级明星’城市（如纽约、伦敦、香港、洛杉矶、巴黎）以及知识、技术密集城市（如旧金山湾区、华盛顿特区、波士顿、西雅图）与其他城市之间深刻且日渐扩大的经济差距。第二个维度是‘超级明星’城市自身的危机。这些城市房价高至常人难以企及，不平等程度惊人，绅士化升级至富豪化地步。第三个维度是城市和大都市区内与日俱增的不平等、隔离、分化现象。第四个维度是，新城市危机也是郊区危机的萌芽。传统印象中的美国郊区中产阶级的生活图景已经褪色。第五个维度是发展中国家的城市化危机，主要是要推动经济的持续增长。”

新型城市化设想：从赢者通吃到惠及全民

城市面临的深刻挑战可能影响城市居民的整个生活方式。在书中，佛罗里达将不平等和分裂称为“赢者通吃城市化”，这意味着少数赢家获得绝大多数的创新和经济发展成果，而其他大多数地区发展停滞，被赢家远远抛在身后。随着越来越多中产阶级社区的消亡，城市、郊区和整个美国都变成了一块由集中优势地区和集中劣势地区构成的拼布。

对于中产阶级的消失，吴楠解释，“很多时候我们说中产阶层是这个社会的中间阶层，是社会持续运行的缓冲剂和润滑剂，是维系社会稳定的重要力量。在《新城市危机》中，作者理查德·佛罗里达认为的‘中产阶级的消失’，是指他们正在从过去他们生活的城市撤离，这种撤离的原因是前面说的产业变化导致的工作岗位的减少、房价高企带来的生活成本的增加等，中产阶级离开大城市，这种优质的人力资源的离开，是很多大城市由繁荣到衰弱的转折，进而你会发现城市中富人和穷人阶层的隔离、贫富差距加大、不平等加剧，这不仅是城市发展的危机，也是现代文明的危机。”

应对新城市危机，佛罗里达也提出了建构更公平的新型城市化设想——所有人的城市化。

 “今天城市出现的这么多关于贫富差距、暴力犯罪等问题，这显然不是一个理想的生活环境，但作者认为这些问题并不是城市本身的问题，而是城市发展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因此最后他给出了一系列在城市发展规划上的解决方案，这些解决方案落脚到‘所有人的城市化’，也可以翻译为‘惠及全民的城市化’，就是城市应该给每个人，无论富贵和贫穷，一个有尊严的生存空间。”吴楠说，“作者的解决方案是一种综合性的方案，有七个关键方面：改革城市规划和建设规范、税收政策，以确保人才和经济资本的集聚效应造福于全体居民；投资基础设施建设，以促进城市集群发展、提高密度，限制高成本、无效率的城市蔓延；在城市中心区建造更多普通人负担得起的租赁性住宅；使低收入服务性岗位变成能养家糊口的工作，扩大中产阶层；通过投资特定人群和地区来减少集中贫困；开展全球合作，在发展中国家快速城市化地区建设更强健、更繁荣的城市；赋权于社区和地方领导者，发展当地经济。”

    他评价，“这些看似是经济的问题，但又绝不仅仅是经济的问题，这些措施大部分都是要通过政府的推动力量去解决的，所以这本书的最后一句是：这就是我们时代的决定性问题和面临的斗争。我想这可能就是佛罗里达的态度吧。”

【编辑：叶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