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蔡小容

严歌苓30岁开始学英语，学了一年零七个月，托福考了577分。仅有托福当然是不够的，她在美国读书期间，利用在餐馆打工的时间间隙，背写在手腕内侧的单词。她在小说里记录了她某个阶段的英文阅读能力：一小时的最大阅读量是15页；她一学期选了五门课，逼近极限，读不完的书，她靠不睡觉拼出来。乘车时她总是带着书的，有一次在从华盛顿开往纽约的火车上，她读完了“Lolita”——《洛丽塔》。

严歌苓一向手不释卷，到美国后的数年间，她不读任何一本中文书而完全用中文写作，读英文书而产出中文。这种“矛盾的一体两面”，个中玄妙，唯她自知。中英两种语言产生于不同的思维模式，故尔有着不同的结构、时态和遣词造句方式。两种语言的转换、交汇与互动，时常给她灵感。她写《拉斯维加斯的谜语》中的老薛为了躲债，在房间里兜兜转转磨时间，“制造些不必要的旅途”，这是从英文里信手拈来：make unnecessary trips。

但她一直感到遗憾，为中国文学在翻译过程中语言效果的流失。中国的语言是基于视觉的，西方的语言都是基于听觉的，“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汉字的意象造成的视觉上的美感，很难转化到另一种语言中去令人意会。这就是她尝试直接用英文写作的动因，她出版了一部英文长篇，美国版叫“The Banquet Bug”（《宴会虫》），英国版叫“The Uninvited”（《不速之客》），中文译本（郭强生译）叫《赴宴者》。

意图以两种语言与文化资源演绎出更大的格局，严歌苓选择写作题材时肯定是考虑了受众的。一个下岗工人，由于偶然的阴差阳错，摇身变为记者招待会上的贵宾，从此他以此为业，用一个虚假的记者身份赴一场场饕餮盛宴，阅尽各种美食与人等。小说反映了诸多的社会现实：农民工、按摩女、新闻造假、房产泡沫……通过一个“宴会虫”骗吃骗喝的怪诞生活，展现出充斥着人性堕落与腐化的欲望盛宴，写作手法是黑色幽默、反讽、荒诞。

此书在英文世界里得到了一些赞扬，出版后《纽约时报书评》《泰晤士报》等多家报纸纷纷撰文称其：“既是荒谬的身份错乱闹剧，也是尖锐的社会评论”，“充满智慧、节奏紧凑”；但此作也遭到不少批评，认为它“说服力孱弱，逻辑混乱，人物扁平，语言粗糙”，是一部“用夸张而扭曲的想象叙写‘中国’”的“媚外”之作。我读过此书的英文版，不得不说，它不能与严歌苓的中文小说相比。除开主题的偏差、情节的可信性等原因，此作失败的一个关键因素在于语言。

严歌苓自己在后记中说，用英文写作是她跟自己过不去。一个句子在电脑上反复写三四遍，还吃不准哪一句最好，如此吃力地硬写，写出来的东西可想而知是什么效果。严歌苓的英文与严歌苓的中文是完全不可比的。中文是她把握了其内在精魂的语言，英语是她30岁以后才去学习得来的、远不够谙熟的语言。她在《人寰》里的描述恰好说明问题：“我有时更喜欢我这英文的一半。它好像是年轻的……无辜的。它鲁笨、稚拙、直率。它是我的年仅十八岁的语言啊……”

在汉语世界中，严歌苓游刃有余，汉字被她运用到神奇的地步。而严歌苓的英语，瘦、钝、缺少弹性和余味，虽然达意，却远远达不到灵动与优美，尤其行文中刻意使用的美式英语的粗犷、调侃让人心生排斥——这不适合严歌苓，也不应该是严歌苓。

语言的好坏直接决定一部文学作品价值的高低，事实上，严歌苓比一般作家更深谙中文的优美。她的中文千锤百炼，意象丰富，韵律考究，她拥有自成一格的语言体系，能做到这样的中国作家屈指可数。她应该坚持中文写作，至于作品的受众是否受限，作品的文字在翻译过程中是否会流失，那不是一个作家需要考虑的问题。我相信，即使经典的中国文学作品在翻译过程中流失了大量的神韵和生命，以汉语为存在形式的它们依然是世界文学之瑰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