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雨恬

    世界水利史上，中国的水利工程所占据的高地不可撼动。江浙一带诞生了人类历史上最早的水坝——良渚大坝，天府四川拥有年代最久远的无坝引水工程——都江堰，而在三秦大地，也有着一条颇具传奇色彩的世界灌溉工程遗产——郑国渠。我国文化学者白描先生的最新力作《天下第一渠》（太白文艺出版社）就是一部向我们讲述两千年来郑国渠兴衰流转的史诗级巨著。

    在结构和内容的接洽上，本书的写作堪称是纪实类作品的典范。和许多陕西作家一样，白描先生的写作带有“密实”的特征。本书的直接写作对象虽然只是一条河渠，但白描先生的笔墨却渗透到更多更深的地方。他不仅仅会深挖这条河渠背后的故事，在查阅史料和实地考察的基础上，真实还原与郑国渠有关的历史事件，将那些埋藏了两千多年不为人知的往事一一展现在读者面前；还会在写作中添加有关关中历史文化的思索，对关中农耕文明的考察，力图向读者呈现出一幅全面的关中文化图景。

    郑国渠的起源是很多读者容易误读的——想当然认为郑国渠是修建于郑国的河渠，事实上，郑国渠和郑国这个国家没有一丝瓜葛，它是由韩国的水利专家郑国主持修建、由秦国出力建造的水利工程，而它诞生的背后还暗含着两个国家之间的较量。

    根据《史记》和《汉书》的记载，公元前246年，秦王嬴政当政时期，秦国国力强大，已有想要吞并对手韩国的野心，韩国为了自保使出一条“疲秦之计”，派“间谍”郑国游说秦王修渠，让秦国把人力都转移到修渠上，从而无暇注意韩国。韩国的妙计本是稳稳当当，但历史的车轮并不按人心移动，通渠给秦国带来了丰厚的资源，最终“疲秦之计”变成了“强秦之失”。由此可见，郑国渠的诞生是历史的机缘巧合，而这个历史的偶然物又在诞生后悄然改变了历史的走向，成就了嬴政一统天下的霸业，这扑朔迷离的历史迷雾中，似乎冥冥之中有着某种微妙而隐秘的联系。

    除此之外，郑国渠西引泾水东注洛水，利用西高东低的地理优势，将冶水、清水、浊水、石川水等收入渠中，形成丰沛的水量。全渠长达300余里，灌溉面积足足有4万公顷。而关中地区虽然地理位置优越，但却极其缺乏降雨，土质也较为贫瘠，在旱季时容易陷入灾荒。因此郑国渠的修建将三秦地带的水流全都汇集到关中平原，这有利于缓解关中地区的旱情，而用含泥沙量较大的泾水进行灌溉，则大大增强了关中地区土质的肥力，促进了关中地区农耕文明的发展。

    作者白描在后记中说：“这本书，是为一条大渠作传，同时也是为一方土地作传，这就决定了它不可能只局限于大渠的修建史，而要辐射到更广阔的生活面、社会面。”在我看来，白描先生的写作完全符合这一写作的初衷，在他张弛有度的叙述中，可以窥见到一方土地所蕴含的独特魅力与况味，感受到了一个不断成长的民族的品质和决心。

    首先，郑国渠的修建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关中地区人民的生活状态，塑造了一种独特的耕稼人生，催生出一系列凝聚着劳动人民智慧的文化风俗。在本书第二十四章“耕稼人生”当中，作者为我们详细地介绍了关中独特的春种夏收的耕种传统，并用风趣生动的语言细说了“抢收”“割麦”“晾晒”等风俗，呈现关中农民与大渠相伴的农忙生活图景。美食也是解密一方水土的文化密码，经过长期的实践，关中农民发现关中平原上适宜耕种玉米和小麦，这使得面食成为关中地区最受欢迎的食物，其中最具有代表性的要数“biangbiang面”“锅盔”和“玉米面搅团”。

    郑国渠的修建是一项漫长而伟大的工程，它的成功离不开无数关中劳动人民的付出。郑国去世后，郑国渠曾有过短暂的荒废，但却在汉武帝手下重新焕发生机，也愈来愈被历朝历代的统治者所重视，汉代的白公渠、唐代的三白渠、宋代的丰利渠、元代的王御史渠、明代的广惠渠和通济渠、清代的龙洞渠渠道，都是在郑国渠的基础上完善的水利设施。而建国以后，我国依然有一大批工程师为这道河渠的建设奉献自我。正是这漫长的两千年来无数劳动者努力的积淀，让郑国渠在面对地理劣势、战争、灾荒、关中大地震等灾害后依然能够存留在神州大地上，最终形成了如今呈现在我们眼前的模样。虽然绝大多数参与修建的水工的名字已被滚滚河水淹没，再也无从被世人知晓，但经过白描先生的考察，还是有一部分人的名字被打捞出来，这些人是赵中大夫白公，也是王御史、侯可、李仪祉……每个人的名字都值得和他们付出一生的名垂青史的伟大工程一样被今人铭记。

    《天下第一渠》既有一个作家对一地风土人情的细致描绘，又有一个学者对一处地方文明的专业考察，还有一个游子对故乡文化生活的深沉眷恋。既是一条河渠的史诗，也是一个民族的传奇。相信每一个读者都能够从中窥见历史的真实细节，感受到大秦民族激荡的气魄与胸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