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王东杰 （1971年生，清华大学历史系教授、博导。）

    陆灏《不愧三餐》中有一篇随笔，抄录名史家陈垣论书法的一段家书：“书法贵平正通达。有特别形象，则非正宗。章草因有特别形象，故易于仿效，如康长素、张廉卿北魏诸碑，皆有特别形象，后生小子学三数月便有模样，为其有异象可认也，因此遂不足贵。……二王之所以可贵者，为其平正而难学也。”陆灏极表赞成，并引书家章汝奭的话（大意）为证：“宋四家苏、黄、米、蔡，苏轼、黄庭坚、米芾都有习气，唯独蔡襄没有。经常看到评论某人字是学苏字、学黄字、学米字，而很少听说学蔡字的。”陆云：“章老说的习气，大概就是陈垣说的‘特别形象’，也就是说，苏、黄、米的字都有‘特别形象’，‘有异象可认’，也容易学，‘学三数月便有模样’，别人就能看出你是学的哪一家，而蔡襄的字却没有‘特别形象’。”

    陈、章二位悬格极高，这看他们举的例子是康有为（长素）、张裕钊（廉卿），乃至宋三家就可知道。因此，这些话不是常人所能说的。不过，即便只是初学入门，培养品位之高下也是首要之务。品位不俗，路子就不会走偏。我于书法是外行，却相信陈、章所言是有大智慧的话，而且不仅写字如此，作文也如此，治学如此，推之做人、行事亦莫不如此：所谓无“异象”，无“习气”，换作常言，即是平常、平淡。用这两年出的一个新词，也可说是“盐系”——盐是顿顿不可少的东西，却又不能多；而且入水即化，望之不见，入口才知。

    二十年前，我初读一位学界前辈著作，当时觉得虽好却不够出奇，假我十年，亦必有此成就。可是十多年过去，旧书重读，发现自己还是写不出。反思当初产生那种幻觉的缘由，和它给我的平平无奇的感觉分不开。正是其“无奇”，使我低估了它的难度和高度。它不像那些标榜理论的作品，一上来就告诉你一大套解释框架、研究方法，听来高矣，深矣。可是，采纳某种理论，在获得方便的同时，也于不自觉中受了其限定。任何一种理论都在追求更大范围的适用性，然而吊诡的是，一种理论之所以成为“理论”，皆因其有一主导思想贯彻始终，它好比聚光灯，将人的注意力聚焦一处，却也势必忽略灯光以外的地盘。只有不拘泥于特定理论，才能顺境随缘，应对裕如，自然，这同时就无定名可立，无“异象”可寻。

    有“特别形象”，即有“特点”；此特点，既可能是特“长”，亦可能是特“短”。特短不必言，即便是特长，亦往往长处即伴随短处。易于复制，即是其一。因为异象往往被视为个性的表征，而个性总是吸引人的；有吸引力，便让人兴起效仿之心，又因有样可学，易于上手，“学三数月便有模样”。然而模仿的人多了，满街跑的都是，势必弄得个性不“个”，难以恒久；反而是那些没有“特别形象”可以揣摩的物事，得以长葆特色。

    这些道理并不高深，却令今人惊异。当代社会不兴默默无闻，无论装神作怪，还是翻跟斗打滚，哪怕不堪目睹，只要引人眼目，都有实践的人。这当然都是等而下之，不值一提，可是也可见出人心对个性的向往。这不算是件坏事。因此，前边讲过的话还可下一转语：“平正通达”，不是四平八稳、碌碌凡庸，其背后有着千锤百炼之功。汪曾祺曾有一段议论，讨论文章风格，“究竟是惊人好，还是平淡好？”他的回答是：“平淡好。但是平淡不易。”因为“平淡不是从头平淡，平淡到底”。真正的平淡是“第二次的平淡”。在此之前，应有一个“气象峥嵘，五色绚烂”的阶段，否则便不是平淡，而是寡淡了。

    有了汪曾祺这番辨析，陈、章两位先生的意思才更加显豁。中国文化传统一向看重日用伦常，以平坦易行为大道，“六合之外，圣人存而不论”。尚异好奇虽然从未断绝，却也始终不受鼓励。种种奇思妙想，往往还未经尝试，就被当作索隐行怪，打入另类，失去发展的可能。其实，新奇和荒诞之间的界线并不总是分明。为了防谬止误，不惜阻断新机，得不偿失，智者不为。有异象可认，虽不算顶尖；毫无异象，这世界岂非更加无趣？因此，我们虽然承认平正才是上品，但只要不至于装疯卖傻，似也不必一味排斥“特别形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