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读《中国美学史》兼话刘纲纪先生

长江日报记者周劼

一次访谈的后话

那还是二十几年前的事儿。我刚当记者，不知什么因由，去采访武汉大学刘纲纪先生，采访的过程全不记得了，只对一个细节印象深刻。当时《中国美学史》第二卷已出，大家很关心下面的写作和出版情况，我问：“《中国美学史》还会往下出吗？”刘先生沉吟了一下，有些无奈地说：“出不下去了。”这是出乎意料之外的答案，我一时不知道怎样接话，场面尴尬地沉默下来。

刘先生从沉思中缓过来，解释说，困难在于两个方面，中国美学进入唐代以后极其纷繁复杂，厘清其中的脉络很困难；而《中国美学史》的写作是一个合作项目，唐以后的阶段想统一大家的学术观点也很困难，两难叠加，书便难以为继。

现在想来，那个时候自己年轻，问题问得贸贸然，刘先生不以为意，很认真地跟我解释，愿意为外人道，和蔼之态度让人肃然。

《中国美学史》是刘先生很看重的书，这从他2004年的一次访谈可以看出：“讲到对这部书的评价，我认为它的意义主要在于不仅填补了‘五四’以来还没有一部系统的《中国美学史》的空白，并且注意尽可能作一种较深入的哲学解剖和贯彻马克思、恩格斯提出的历史与逻辑相统一的原则。……在这过程中，我发掘出了不少过去被忽视了的资料，而且凡是我觉得与美学有关的人物的思想，我都写进去了。如东晋的佛学家慧远，我认为他的思想也与美学有重要的关系，所以就用一个专章的篇幅来讲他。我当时有一种想法，要趁写这书的机会，尽可能详细地把和中国美学史有关的文献资料集中起来。这样，即使读者不同意我的分析，我总还为他提供了资料。”

“历史与逻辑相统一”是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以来学术专业史的高标，由此也可想见刘先生心中的宏伟蓝图。按照我的理解，他想写的不仅是“中国美学”之史，更是以“史”为线索和面貌呈现的“中国美学”。前者是中国美学的历史，后者才是中国美学的逻辑；用司马迁的话说，前者“通古今之变”，后者“成一家之言”。

之所以要成一家之言，放在上世纪80年代的历史背景下看，“我当时的想法就是希望能弘扬中国的灿烂文化，为中国美学在世界美学史上争一席之地。我认为，中国美学有其独立的价值，不是西方美学史所能代替的。”这是刘先生自述的动机，可以作为刘先生写作这本书的情感上的一个参照。

一个观点的前瞻

了解当代中国美学史的人都知道，中国美学界分为几派，有客观派，有主观派，有实践派，还有后实践派等等，是论战得最激烈的人文科学领域之一。

刘纲纪是著名的实践派，主张“确立了实践的观点，就找到了解决美学中各种争论不休的问题的根本途径，同时也使我们能够批判地认识和理解美学史上一切流派中包含的合理的东西，将它吸收和改造过来，以建立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的美学。”

他给了美一个著名的定义：美是“人类在自身生活的实践创造中取得的自由的感性表现”。这个定义有很强的哲学意味，要展开得从本体、实践、主客观、真善美关系等方面阐述，一般人听起来肯定如堕云里雾中。我试着简言之：

“人类在自身生活的实践创造”是他所认为的马克思主义的实践本体论，“自由的感性表现”即艺术，所以他不将自己的美学称为美学，而称“艺术哲学”。刘先生的这种哲学观念在中国美学史的研究中也有体现，其中一点便是如何解释中国古代的“天人合一”。

“天人合一”是中国古代哲学和美学的核心观念，从《周易》开始就生生不息，在美学上它体现为“以天地阴阳变化为本的生命美学”和艺术创造中“主体与客体的交感”，它还是一个在不断的实践中动态发展的思维方式。

很多美学著作也讲“天人合一”，却只把它当作古人的田园牧歌式的精神园地，所以刘先生说，“我对那种非历史的、无条件歌颂古代的‘天人合一’，并且把它讲得十分神秘的说法，总是感到难以接受。古代的那种田园牧歌式的生活有它令人欣赏的地方，但黑格尔在《美学》中就已经尖锐地批判了把这种生活看作是人类的理想状态的观点。马克思批判继承了黑格尔的看法，从历史唯物主义出发肯定了古代的美与崇高的价值，同时又指出了一切想回到古代去的看法，都是一种反历史的浪漫幻想。马克思主义意义下的‘天人合一’，不是使人沉没到自然中去，进入到一种人与自然混沌不分的状态，而是既意识到自己是区别于自然的主体，同时又意识到自己是自然的一部分，并且意识到自己的自然的本质同时也就是生活的人的本质。”因此，美学史讲“天人合一”应该是一种哲学和美学的统一，在当下科技和生产力发展中的重构。

如此说来，不能和当下科技和生产力相融合的美学都是“史的陈迹”，能和其融合的“史迹”便具有美学的生命力，不活在当下的美学都是史，活在当下的史才是美学。

从这点说，我觉得刘先生对“天人合一”的理解，超越了史，具有前瞻性，也为后来的中国美学史研究开辟了一条路。

研究哲学、美学史，不仅要解释历史上的哲学、美学观念是什么，还要讲清楚这些哲学美学活在哪儿、活得如何，如宋儒最喜欢讲的，“吃紧为人处，活泼泼地”。美学史不是美学的博物馆，为逝去时代的光彩唱挽歌，它还是现实的资源库，吟唱未来时代的美好。

一段争议公案

李泽厚和刘纲纪两位先生是同学，又同归于美学的实践派，所以他们合作是很自然的事情。关于《中国美学史》都署名为“李泽厚、刘纲纪主编”，李泽厚先生在书的第一卷后记里写了几句话，“刘纲纪同志来信说：‘全书的基本思想是你的，我不过做了些差强人意的阐明而已，这不是客气话。’““”本书中好些基本观念如天人合一、味觉美感、四大主干（儒、道、骚、禅）、孔子仁学、庄子反异化和对人生的审美式态度、原始社会传统是儒道两家思想的历史根源等等，确乎由我提出，如有缺点错误，应由我负责。”刘纲纪先生隐忍了几十年，终于在两次访谈（2004、2009）中做了澄清，因为没有看到李泽厚先生的答辩，所以我这里只引用刘先生的话，不做展开，算是如刘先生所说的“友谊归友谊，学术归学术”的一种态度。

“1980年，我参加李泽厚主编的《中国美学史》的写作，开始我只承诺写某些部分，以后他极热情地要我和他一起主编，实际上全书都是我独立撰写而成的，他只负责通读、审阅我写的稿子，并且只作了极个别的文字上的更动。即使我的观点与他的观点不同的地方，他也不作改动。全书只有绪论的最末一段是由他加上去的。”

“这书既然是我们两人共同主编，那么他写的‘后记’是应当先寄我看一下的，但没有经我看就印出来了。这自然也因为我们是老朋友，看不看无所谓了。……我看了印出的稿子之后才知道，他把全书的基本观点的提出都归到了他的名下，还引了我给他的信中的话为证。其实，那些话是我偏爱他、宠他，表达我对他的友情。真正说来，这书的许多基本观点是由我提出的。如他提到的‘味美感觉’、‘庄子反异化的人生态度’均由我提出。采用他的观点的地方我又做了扩展和独立深入的论证，与他的看法并不完全一样。如他所说的‘四大主干’（儒、道、骚、禅）只是他在宗白华美学文集序言中简单地说过的一句话，并没有深入地阐明。真正地对儒、道、骚、禅美学第一次作出深刻、系统地阐明的是我。但我并不满足于此，我认为玄学应该是一种独立的形态，他认为玄学应该归并到道家里面去。我认为玄学与道家是不一样的，但当时我也不好与他争论，就按他的四大主干来写。实际上我认为有六大思潮，即儒家、道家、楚骚、玄学、禅和明中叶以后的自然人性论美学。当时为了协调，不引起太大的争论，我同意了他的看法。庄子反异化也是我信里面谈过的，他表示同意，我就不讲发明权了，算了。中国传统的思想的历史渊源，他在《孔子再评议》中提出过，但我对这个问题作了更深入的探讨。我是从恩格斯《家族、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一书出发来讲的，比他的讲法大大推进了。庄子哲学即美学也是我提出来的，不是他提的。我感到他写这个后记时心中有矛盾，一方面要肯定我，另一方面又要把我说成是他的思想的阐明者。仔细读读《中国美学史》，再和李泽厚的《美的历程》比较一下，就能看到，很多地方是不一样的。他还认为我的文字不够理想，有些单调、累赘，这一段我就不计较了。我完全承认他的文字比我灵活，但准确性不够，经不起推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