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安十二时辰》片头图：“巳正，大荒落”。“大荒落”是原始的十二地支之一，在指代时间时，主要有两个用法，一是太岁运行到地支“巳”位，这一年称为大荒落；二是指巳时，也就是上午9点至11点。图中大概是上午十点半。

《中国古代纪时考》

张衍田 著

上海古籍出版社

北京大学张衍田教授的《中国古代纪时考》是一本典型的“大家小书”，才100多页，不到10万字，却几乎囊括了中国古代纪时的方方面面，系统地介绍了中国古代人们对时间变化的认识及其记录方式的改变，既见史学功底又意趣盎然。

人类始终生活在时间里，然而直到今天，人类依旧不能完全掌控时间，所能做的只是逐渐认识它。年、月、日、时、刻，这些今人已经习以为常的纪时单位，在时间长河里都经历过漫长的演变，而每一次演变，都意味着人类的进步。

长安不止十二时辰

人类认识时间，是从纪“日”开始的。太阳东升西落，月亮昼伏夜出，大地从光明陷入黑暗，不久之后，又再次迎来黎明的曙光。这是人类对时间最早的感知，在掌握了这些规律之后，人类有了“日”的概念。

中国最早出现的“纪日”方法，可能是干支纪日。夏王朝时，就有了“十干纪日”的说法，《尚书》中就记载了，大禹辛日成婚，甲日治水。“十干纪日”即用每个天干指代一日，天干有十个，因此，十天就是一个“轮回”。虽然干支纪日既不方便，也不准确，却是华夏先祖们在纪时这条漫长的征程上迈出的第一步。从此，人们不再陷于浑浑噩噩的白昼与黑夜，而是学会了将“日”串联起来，懂得了过去与将来。干支纪日的方式虽然已不再采用，但还是给我们留下了“影子”，比如，现在依旧使用的“旬”的概念，就是十天，这正是上古时间思维的留存。

去年，有一部火爆网络的影视剧——《长安十二时辰》。“十二时辰”，几乎是我们对于古代纪时的统一印象，但在先民们认识时间的过程中，“十二时辰”可不是一蹴而就的。有了“日”的概念后，上古先民开始尝试对“日”分段。最早的分段方法，是以进食的时间作为节点，比如，“大食”就是早饭的时间，“小食”就是晚饭的时间，日出至“大食”称作“朝”，“小食”至日落称作“暮”。根据这种标准，先民们大概将白日分为了八段，又将夜晚分为了七段，这就出现了“十五时辰”。为了精准地划分每个时段，“时辰”的数量也在不断改变，比如，先秦时期，试过“一日十时”的纪时方法，到了秦汉时候，又出现了“一日十六时”的计量方法，与“一日十六时”同时使用的，还有大家熟悉的“一日十二时”。

制定“时辰”，需要遵循两个条件：一是标准要统一，这样大家才好统一行动；二是标准要符合自然规律，这样才不会在使用中出现纰漏。其实，不管是“一日十时”，还是“一日十六时”，都是符合这两个标准的，对于中国古人而言，不管是以2.4小时为一时辰，还是以1.5小时为一时辰，抑或是以2小时为一时辰，对于生活的影响可能并不是太大。那为什么，最终汉王朝会选择“十二时辰”作为统一标准呢？这个答案，到今天都无法知晓。《中国古代纪时考》一书中，作者认为这个标准可能与十二地支有关系。而两千年后的我们能够确定的是，曾经的长安不止有十二时辰，至少，还有过十时辰和十六时辰。

从“漏刻”到“年月”

“日”向内延伸出现了“时辰”，每个时辰还可平分为初、正两部分。但是为了指导起居作息、建立公共生活秩序、保证军事行动准时无误，“精确到小时”还不够，必须进一步向内延伸、挖掘时间，“漏刻”应运而生。漏刻有很多种，基本原理都相同，是将刻有数字的箭或标尺插到箭壶中，再往箭壶里匀速滴水，水涨箭高，人们依此来判断时间。到了冬天，为了防止水冻结冰，人们还会给水加温。《周礼》中记载：负责时间管理的官员为挈壶氏，一旦有军事行动，他们就会悬挂漏刻，以此来安排值夜警卫的人员；遇到祭祀，挈壶氏的官员也会用漏刻计算时间。“国之大事，在祀与戎”，漏刻最初发明出来，就是为了让这些“大事”办起来更加成功。东汉蔡邕《独断》卷下写到君主的作息时间表：“夜漏尽，鼓鸣则起；昼漏尽，钟鸣则息。”君主如此，贵族士大夫以及平民百姓的动止作息，自然也都要以刻漏为标准。

到了清代，漏刻被正式定为96格，每8道刻痕为一个时辰，也就是一刻15分钟，这就是我们常说的“一刻钟”的来历。换言之，那时的中国人，对时间的挖掘利用，就只能精细到15分钟左右了。

“日”向外延伸，则出现了“月”。先民们发现，月亮和太阳一样，也有变化规律，只是，相较于太阳，月亮的变化周期更长。每经过一段时间，月亮都会从月牙变为满月，再回到月牙，先民们将每次“轮回”称作“一月”，这也是“月”这个称呼的起源。

随着月亮的阴晴圆缺，还有气温的温热与寒冷，万物的生长与凋敝，白昼的增长与缩短……这些变化一次又一次的周而复始。每经历一次寒来暑往，植物就枯荣一次，飞禽就来去一次，于是，在人类的时间轴里，有了四季，有了“年”。

一个月亮周期约为30天（实际上是29.53059日），十二个月约为360天（354.36708日），但天文上的一个回归年是365天（365.2422日）；如果按照一年十二个月（30天为一月）来设定，十几年后，一月份就有可能变成夏天，而六月份却处在了寒冬。为了补齐差异，中国人发明了闰月，也就是不到三年的时间里，为某一年多设一个月。甲骨文中就有“十三月”的记载。

人类被时间“统一”

时间的精准程度和效率密切相关。知道了春种秋收，其他季节就可空余出更多的时间来练兵、修造，从事其他劳动。发现了“统一时间”带来的好处，人们又安排了进餐、工作和休息的时间，当所有人都被安排到大致相同的时间后，人们就可以空出大量的、一致的“其他时间”，将所有人的“其他时间”结合在一起，则可以动员巨大的人力，为社会生产、发明创造、艺术构思提供无穷力量。这也是为什么，随着社会发展，时间会变得越来越精细，而越来越精细的时间，也同时会推动社会进一步向前发展。

写过《技术与文明》《艺术与技术》、开创了人文主义技术哲学这一学派的美国学者芒福德曾经说过，对工业革命影响最大的发明并非是蒸汽机，而是钟表，钟表让时间变得越来越精确，人们不再以“日”作为单位活动，而是用时、分、秒。

其实，不只是钟表，人们对时间的认识每加深一步，都会带来社会的“新纪元”。有了年、月、日，人类有了安排计划的可能；设置了毫秒、微妙，信息、电子、智能技术得以飞速发展……时间或许是自然的产物，但人类社会中的时间却是人类自己挖掘出来的，也正是这些“人造时间”，赋予了人类新生。

现在，我们提起时辰与年月，常常觉得它们理所当然、天然存在。而实际上，这些都是上古的先民们从一片混沌的时间里，一点一点挖掘出来的。在挖掘时间的过程中，先民们发现规律，印证规律，运用规律，经历过失败，最终，留下了成功。这或许就是《中国古代纪时考》在趣味之外的深意。

【编辑：毕婷】

（作者：李尔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