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洪波 湖北仙桃人。长江日报-长江网评论员，高级记者。

根据《尚书》，中国最早的时间官员，来自羲氏家族与和氏家族。《尚书·尧典》中说：乃命羲和，钦若昊天，历象日月星辰，敬授人时。这是命令羲氏与和氏，钦敬地遵循天道，按照日月星辰的运行，把天时节令授予人们。

尧又分别命令羲仲、羲叔、和仲、和叔居住在东、南、西、北，各依昼夜长短、星宿方位，测定仲春、仲夏、仲秋、仲冬。仲春时节人们散在田野，鸟兽生育繁殖；仲夏时节人们住在高处，鸟兽羽毛稀疏；仲秋时节人们回居平地，鸟兽换生新毛；仲冬时节人们住在室内，鸟兽长出细毛。尧告诉羲氏与和氏，一年有三百六十六天，要用加闰月的办法确定四季而成一岁，“由此规定百官的事务，各种事情就都兴办起来”。

在《周礼》中，司职时间的官员分属大宗伯、大司马、大司寇之下。在掌管礼制的春官大宗伯之下，有鸡人1人，下士1人，徒4人，负责掌供鸡牲，预报晓旦。有太史2人，负责起草文书，记载史事，兼管历法。太史下属中有冯相氏2人，下士4人，府2人，史4人，徒8人，负责观察天相；保章氏2人，下士4人，府2人，史4人，徒8人，负责根据天相辨别吉凶。在掌管军事的夏官大司马之下，有挈壶氏，包括下士6人，史2人，徒12人，负责管理计时工具漏刻。在掌管刑法的秋官大司寇之下，有司寤氏，包括下士2人，徒8人，负责区分夜晚时间，禁止夜行。

现在一般认为，《尚书》和《周礼》的成书年代都可能晚至战国时期，所以其载记未必可靠。但至少周礼的一些记载已得到一些文物的验证。

秦汉时期太史令掌管天时、星历，所属有太史待诏、明堂丞、灵台丞、治历、龟卜、请雨、候星、候晷等，负责各方面时间管理工作。主管太子事务的詹事之下，设有“太子率更令”，掌管宫廷漏刻，负责启闭宫门。《旧汉仪》记载，“昼漏尽，夜漏起，宫中卫宫城门击刁斗，周庐击木柝”“夜漏起，中黄门持五夜相传授”“丞相府官奴婢传漏及起居”。《汉杂事》记载：“鼓以动众，钲以止众；夜漏尽，鼓鸣则起；昼漏尽，钲鸣则息”，鼓钲指示作息。写作《新论》的桓谭说“余前为郎，典漏刻”。汉哀帝宠臣董贤也曾司职“传漏殿下”。综上，汉代有太史待诏、太子率更令、郎官、官奴婢共四种人员负责时间管理，分属太史令、太子、光禄勋卿、丞相府四个系统。

晋代宫廷设有“漏刻史”，皇帝出巡时随行有“五时车”。北周时期庾信在《三月三日华林园马射赋》中写到“始听鼓而唱筹，即移竿而标箭”，皇帝田猎时有计时车驾。

隋朝官制大变。太史令改由秘书省领导，有太史曹，设长官令、丞，司历2人，监候4人，下面有负责历法、漏刻、观气的博士和生员。但很快在隋炀帝大业3年又将太史令从七品提升为五品，机构为太史监，下设司辰师8人，监候10人。从此，古代天文机构开始独立设置。太子率更令仍配置漏刻官员，皇帝出巡时负责保卫的左右武侯也配置漏刻官员，左右武侯“加置司辰师4人，漏刻生110人”。《隋书·百官志》记载天文机构有漏刻博士一职，负责“掌教漏刻生”。

唐代进一步提高了天文历法机构的位置，唐代天文历法管理机构达到古代最大规模。武则天时684年将太史局改浑天监，不隶属秘书省。唐肃宗时改为司天台，与秘书省监、御史大夫、各寺正卿同级，下设春、夏、秋、冬、中五官，五官下还各有保章正、监候、灵台郎等官。702年，计时主管有挈壶正2人，下设司辰70人，漏刻典事22人，漏刻博士9人，漏刻生360人，典钟112人，典鼓88人，楷书手2人，亭长4人，掌固4人。758年，即肃宗改司天台之时，计有五官挈壶正5人，五官司辰15人，五官礼生15人，五官楷书手5人，令史5人，漏刻博士20人，典钟典鼓350人，漏生40人，视品10人。

此外，在太子率更寺系统，有令1人，丞2人，主簿1人，录事1人，伶官师2人，漏刻博士2人，掌漏6人，漏童60人，典鼓24人。662年，这一系统改司更寺，人员精减，但仍有司更大夫1人，录事1人，府3人，吏4人，漏刻博士2人，掌漏6人，漏童20人，典钟典鼓各12人，亭长4人，掌固4人。据《新唐书》记载，太子率更寺的职责，被明确与政令、政事直接联系，职权范围不仅有管理宫禁和钟鼓，还包括举正宗族不序、礼仪不节、音律不谐、漏刻不审、刑名不法，“决囚，则与丞同位”。

这就是说，有几套班子在进行时间管理工作，除了掌管天文历法的政府部门，宫廷系统也有自己的时间机构。在唐代，浑天监-司天台系统就有近700人进行时间管理工作，在太子率更寺系统另有数十人专职时间管理。从此，可见大一统的朝廷对时间管理的重视。这样的重视，当然有其原因。礼治传统要求的不只是通过统一的时间来协调社会的行为（如农时、节庆、宵禁等），更重要的是通过时间管理来体现统治权力的合法性，那就是历法授时与天地运行的符合程度，宫廷礼仪与政府治理时间上的准确程度，都能作为治理正当性的证明。时间错乱，不只是节奏的错乱，甚至可能并不导致社会节奏的错乱，但它一定意味着朝廷与天意的背离，这就关系至大了。时间管理专门队伍的壮大，客观上使天文观测、时间测量、计时工具得到发展，也使中国的历法推算一直保持在很高的水平。（文/刘洪波）

【编辑：金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