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楼梦》虽如研究者萨孟武诙谐所言“记事总不忘吃饭”，但恰恰吃饭睡觉、言行举止的日常生活中能更平凡而深刻地透露出历史的信息，特别是当我们习于某种一时的风气、理论而常常忽略、遗忘其他时，在生活的记述中总能幽微、曲折地体现出生活、历史的多样性和深邃性。

    比如，我们常听人说“中国自古有人治无法治”。拿《红楼梦》里小门子的护官符：“如今凡作地方官的，都有一个私单，上面写的是本省最有权势极富贵的大乡绅名姓，各省皆然。倘若不知，一时触犯了这样的人家，不但官爵，只怕连性命也难保呢”，或者王熙凤的豪言：“从来不信什么阴司地狱报应的，凭是什么事，我说要行就行”来印证，贪贿弄权、徇私枉法，“有人治”当然没跑，但是否便能承接下句“无法治”？逻辑是否就是如此人治、法治二分对立？

    这让人想起语言学家赵元任在另一位语言学家王力的论文《中国古文法》上的批注：“未熟通某文，断不可定其无某文法。言有易，言无难！”我们说一个东西“有”很容易，举一个例证即可；说“无”很难，得穷尽所有，方可断言。研究中国历史，说中国“有人治”很容易，一个小门子的一句话，就可以证明；但说中国“无法治”则很难，不“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搜东西”，何敢放言？不将“法治”还原为中国历史“传统社会语境之中”的道、礼、制、规、律、讼等等诸般真实内涵时，何敢大言？

    我们总喜欢将人类社会的复杂性简化为定理式的一二判断，但“复杂”总会打“简单”的脸，颠覆我们的想象，“有”总会打“无”的脸，改变我们的认知，就像柯岚讲《红楼梦里的法文化》，寻绎传统社会法治的功能和价值时，我们会发现，中国自古其实就有极强大的法治思想和实践，只是“法治”的现代或西方教条遮蔽了眼，认有做无罢了。文/周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