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0万元重奖“武汉工匠”:靠技能安身立命的时代来了吗?丨长江评论

长江日报-长江网评论员 杨于泽

国家刚刚重奖黄旭华、曾庆存两院士,武汉市人民政府近日公布了首届“武汉工匠”评选情况,23名来自各行各业的杰出技能人才获评“武汉工匠”,市政府给予每人30万元重奖。与此同时,一个旨在培育更多“武汉工匠”的计划,也同日出台。今后,武汉市每年将评选并重奖20名左右“武汉工匠”。

“武汉工匠”培育计划包括一系列激励政策,其中规定,对获评“武汉工匠”人员,将一次性奖励30万元;对设立的“武汉工匠”工作室,一次性补助10万元。武汉市承诺:未获得高级职称的“武汉工匠”人员,可直接参加正高级职称评审,直接推荐参评各级表彰活动;鼓励企业参照中高层管理人员落实“武汉工匠”人员的工资福利待遇,推行“武汉工匠”人员年薪制和股权期权激励制度,设立特聘岗位津贴、带徒津贴等;积极为“武汉工匠”及其配偶和未成年子女落户提供便捷服务,支持“武汉工匠”享受武汉市大学毕业生保障性住房待遇等,待遇可谓“满满的”。

重奖工匠,不是武汉独家做法,而是全国各地的通行做法。2018年,湖北省评选首届“湖北十大工匠”,每人重奖50万元;同年,深圳开评“鹏城工匠”,每人重奖50万元;2019年,深圳市开评“深圳百优工匠”。事实上,现在各省、主要城市都在多个层次上评选本地区名号的工匠,除了一次性重奖外,还有针对工匠荣誉获得者的待遇,并出台工匠培育计划。

为什么各地纷纷设立工匠荣誉,并给予重奖?各地工匠培育计划会产生实效吗?

招不到高级技工,其实是一种时代病

媒体上关于各地招不到高技能工人、技术工人的说法,已经存在20年了。2004年有媒体报道,浙江企业由于本地技术工人匮乏,组团跑到老工业基地黑龙江招工,最高年薪达到50万元。2011年有报道,广东佛山企业招聘高级技工,给出10万元年薪,但是很多企业反映“一将难求”。

20年过去,高级技工“一将难求”的局面不仅没有好转,实际上状况还在恶化。比如2019年春节后,佛山有企业以年薪50万元甚至百万元的待遇招聘光学相关的技术员,东莞企业给技工开出的薪酬涨幅最高达30%,但情况并不乐观。同时期有媒体报道,我国机动车保有量已经超过3亿辆,但很多4S店开出30万年薪也难招到一名专业的高级汽修技师。

有研究机构发布研究报告称,预计到2020年,我国高端技术人才的缺口将达到2200万。在一份《2019年第三季度全国招聘求职100个短缺职业排行》中,仓储理货员登上短缺榜单,同时登上榜单的还有车工、焊工、多工序数控机床操作调整工等技术类工种,制造业及相关岗位需求几乎占据近三分之一榜单。

高薪招不到高级技工,这成了中国各地的共同呐喊。从积极的心态看,中国经济飞速发展,产业结构处于持续、深度调整中,技术工人跟不上市场需求,这很正常。技工、尤其是高级技工,不是地里长出来的,也不是职业院校一厢情愿能够培养出来的,而是需求引导的。市场不稀缺,就不会有人打提前量,在无市场需求的情况下提前把自己整成高级技工。

工匠稀缺的本质是什么?

企业招不到技工尤其是技术工人,很多人试图对此作出解释,大致归咎于两种情况:一是工人跳槽、转行频繁,不能专心致志于某一个行当,所以成不了技术工人;二是中国教育结构与实际出现结构性矛盾,没有重视技术人才的培养,搞学历教育的多,搞技术、实践能力培训的少,其表现之一是综合性院校多、职业院校相对少。所以有人主张大力发展职业高中、职业学院。

把板子打在工人身上,这是归因谬误。先有需求,后有供给,尤其是在人才培养方面。企业大量招聘的是熟练工,甚至大量招用实习人员,不是工人跳槽荒废了技能,而是企业不尊重工人,对他们抱着“招之即来、挥之即去”的用工心态,这当然不利于工人的技术能力积累。

片面责怪教育结构不合理,问题多少也存在,但这种重学历、轻技能的学校教育也反映了市场需求。中国社会有重学历教育的文化心理,但学技能在市场中不能变现,而拿到学历,多多少少还算是一张“护身符”。从供求规律来看,只要有足够的市场需求,供给从来就不是问题。教育结构的不合理,反映的是市场需求结构的问题。有的工人,辛苦劳动一年,甚至连工资都拿不到,他们会对学技术有兴趣吗?

还有一种观点,认为技工稀缺是中国人缺乏“工匠精神”,这在逻辑上就站不住脚。“工匠精神”是工匠这个群体的精神,当社会上不在乎工匠、没人愿意当工匠的时候,自然就没有“工匠精神”。弘扬“工匠精神”,一要有人愿意当工匠,二还靠企业管理。企业管理到位,工匠做事认真,他们身上就存在“工匠精神”。

我们也不要被2200万高端技术人才的缺口吓倒。高级技工供不应求,其身价自然上升,各地工匠与黄旭华、曾庆存这样的院士同领政府重奖,就是其身价上升的表现。市场需求大,供给自然就上来了。一方面教育部门重视职业技能人才培养,另一方面愿意当工匠的人也会多起来。当然,中国要想实现这方面的供需平衡,将是一个长期的过程。

政府和企业都要发出信号

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建设知识型、技能型、创新型劳动者大军,弘扬劳模精神和工匠精神,营造劳动光荣的社会风尚和精益求精的敬业风气。现在各级各地设立“工匠”荣誉,给予重奖,体现了政府为企业分忧的责任担当,但增加技术人才供给,不光是政府的事。

2200万的技术人才缺口确实很大,而且随着中国产业结构从中低端向中高端调整,企业对各类技术人才的需求只会增加、不会减少,技术人才的供需矛盾还有可能加剧。在日本,整个产业工人队伍中高级技工占比40%,而在德国,这个比例高达50%;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我国高级技工的占比仅为5%左右。随着中国产业结构的持续调整,对技术人才的需求将进一步扩大。

政府是中国经济增长、经济转型的主导者,发现技术人才的巨大缺口,主动采取措施是必要的,而且具有紧迫性。评选“武汉工匠”“湖北工匠”是对社会的一种价值引导,它发出的信号是高级技术工人吃香了,这不是暂时的、偶尔的,而是一个不可改变的大趋势。出台一系列的优惠政策,一方面扶企业一把,另一方面要让全社会看到风向变了,工人靠技能安身立命、成就自我的时代已经来临。

而企业作为用人主体,其培育技术工人的责任最直接、最大。政府重奖,是替企业扫清外围,解决一些体制性问题;而企业与技工是一种合同关系,理应主动作为。首先要看到企业对高级技工需求增加是大势所趋,其次要改变过去对工人“招之即来、挥之即去”的那种心理惯性。要着眼用人长远,舍得在工人技能培训上投资。

以国内焊工为例,技术提高与经验成熟期平均18年以上。如果我们的企业时刻准备解雇工人,谁会认真积累技能呢?长期以来,日本对员工实行终身雇佣制,随着中国企业对技能要求提高,用工的短期行为肯定行不通了。

【编辑:刘益谦】

(作者:杨于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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