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路上》的作者凯鲁亚克

在北京参加“2020文景艺文季”，见到央视制作人陶跃庆，听他讲了30年前翻译《在路上》及后来的故事。

1957年《在路上》在美国出版，1962年中国节选翻译了这本书，作为内参“黄皮书”由作家出版社出版，译者是著名翻译家黄雨石、施咸荣，二人署的笔名是“石荣”。那些“黄皮书”中还包括了《麦田守望者》《等待戈多》等。后来这套黄皮书，在上山下乡年代影响了一批文学青年。

1988年4月，华东师范大学英美文学专业研究生陶跃庆，在图书馆阅览室翻阅外文书时，偶然发现了《On the Road》。他读了几天之后，就想找中文版对照着读，结果发现国内还没有全译本。他决定自己动手翻译。

陶跃庆找了学俄文的师姐王璞打听出版事宜，王璞已经发表过不少作品，她爽快地介绍了漓江出版社编辑沈东子。沈东子让陶跃庆翻译几页试试看。陶跃庆找了另一位师姐何小丽，让她先翻译了5页寄过去。十几天后接到回信：你们翻译吧！

二人喜出望外、马上动手。这本书有五章，陶跃庆与何小丽做了一个分工。何负责第一章，大概占全书的三分之一，陶负责余下的三分之二。

陶跃庆要求自己每天最少译五页。“大部分时候，我都是勉强完成任务，因为这本书实在是太枯燥了，情节之平淡、结构之混乱、文字之粗糙、俚语俗语之频密，完全超出了我们对一部文学作品的想象。小说的某些部分，实在难以忍受。比如有一个地方写的是，他从这里到那里，然后又开车到了某地，第二天又向某地出发。查阅这些地名实在是件让人崩溃的事，于是我干脆删掉了这个部分，但内容并不多，完全不影响全书的连贯和阅读。”

支撑陶跃庆的，就是书中那股躁动而又强烈的青春激情，“当你把这本书打开，你发现那个一字一句，其实是在你心里的，可以随时被唤醒的，随时可以跟着他一起去，走到你不知道的一个未知的终点。”

1988年底，他们把译稿交给出版社，就忙着毕业找工作去了。1990年底，他们得知书出版了，开心了一下；收到书之后他们觉得封面太艳俗，而且师姐的名字印成了“何晓丽”，又有点不开心；后来师姐去了美国，在一所大学负责数据库维护，跟文学完全没有了关系。

1991年2月的一天，传达室的人朝陶跃庆扔过来一张纸：“给你一个彩电！”这是稿费，有3600元。

当时彩电是凭票的，买一台彩电3000多块钱；那时陶跃庆在上海对外友协工作，工资104元。

接下来发生的故事，可以理解为“在路上”的中国版。

陶跃庆和师姐平分了稿费，然后辞职，买了一张499元的机票，飞到了海口。这时他身上还剩下500多元。在海南他找到一份工作，在美标公司当推销员。当时国内最好的洁具大概300多块钱，陶跃庆卖的洁具一套是3000块钱。那个办事处第一年卖了800万，第二年就卖了3000万。

1997年底，已经完成“原始积累”的陶跃庆在北京玩，他在央视的同学告诉他，水均益要去加拿大采访APEC，团队需要大量的英语协助。陶跃庆去帮忙，领导觉得还不错。

陶就这样进入《焦点访谈》团队，后来采访过内塔尼亚胡和阿拉法特等一系列国内外要人，参与记录了许多大事如中国入世、911事件、伊拉克战争、汶川大地震、北京奥运会等，制作过许多有影响的电视节目，多次获得中国新闻奖。

30年后，陶跃庆重新翻译了《在路上》，回首往事，他觉得《在路上》以及那500块钱给了他底气和愿景：“《在路上》这本书告诉我，曾经有那样一群人，曾经那样生活过，它告诉你，年轻人的心里面其实有一团火，这团火是可以被释放出来的，那个激情是可以被燃烧起来的。在路上不是要你去冒险，不是要你去开一个酒吧或者怎么样，在路上就是你的心在路上，你永远知道前面是有未知的东西，你的激情永远在激动，在推动着你，让你把眼光打开，这就是在路上的意义。”（文/长江日报记者李煦）

【编辑：朱曦东】

（作者：李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