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江日报记者秦孟婷

《道在屎溺》

周星 著

商务印书馆

庄子说过“道在屎溺”。两千多年后，有人以此为题写了一本书，探讨中国的“厕所革命”之道。

厕所问题其实不全是素质问题

35年前，北京大学的一位瑞典留学生，横穿大半个京城，到中国社会科学院找到博士生周星，开门见山提出一个尖锐的问题：“中国的厕所为什么这么脏？”

35年前，也就是上世纪80年代中期，那时的北京公厕曾被人形容为“哭、笑、叫、跳”。意思就是被臭气熏哭了，被厕所布局气笑了，被蠕动的蛆虫吓叫了，被横流的脏水恶心得跳脚。

“厕所这么脏，中国凭什么称自己是礼仪之邦？”这里面既有好奇，更多的是怀有埋怨情绪。周星用了几十年来回答这个问题，写出了《道在屎溺》这本书。他的答案是：“厕所文明其实是无法由个人单独建构的。”换言之，厕所问题从一开始就不是个人层面的问题。大家在讨论厕所问题时，总是倾向于抱怨人民素质不高，不能够文明地使用公厕。但是这种理解，很可能是把本末关系给颠倒了，其实应该是“厕所改变了，城市就会改变，而使用厕所的人们也会改变，人们会不知不觉的变得更加文明地使用厕所。”

说白了，工业化成果没有普惠到厕所系统，最基本的硬件没达到，人们才没办法“更加文明”。中国厕所问题的“锅”，不该都由“素质”来背。

几年前我国列车上安装的还是直排式厕所，旅客大小便都是经由下水道直接甩到铁路沿线的，车厢臭，沿线也臭。但攻克了密闭集便系统后，这一问题就解决了。今天，在中国高铁上如厕，能充分感受到便捷、干净、高效，这就是工业和科技的力量。

厕所问题只是“冰山一角”

并不是多建点公厕，把厕所打扫干净，就等同于“厕所革命”了。虽然“厕所革命”的主战场在“公厕”，但家庭卫生间马桶的普及、旅游厕所的服务、广大农村的改厕运动、“内部厕所”向公众开放，这些都是厕所革命的范畴。

《道在屎溺》称，厕所“作为中国社会一个重大的社会、经济及文化问题，具有深刻的复杂性，涉及文明形态的提升和社会公共管理体系的改革”。换言之，我们看到的厕所问题，只能算是“冰山一角”。

居民家中的卫生间，其实涉及庞大的废水处理系统和水资源水环境问题；农村改厕，会带动改路、改电、改校、改房、改水等工程，这些公共基础设施和乡民们的人居环境，都一起被改善了。

厕所还涉及社会的方方面面，比如就业问题。招聘公厕管理员，要不要设置文凭要求，如何组织日常巡查、维护，并不轻松。厕所升级了，还能衍生出“嗅味员”这样的新职业。

建不建公厕，怎么建公厕，花多少钱，建在哪里，要不要用居民听证会的方式解决……这又涉及公众意识、纳税人意识、“邻避”问题、社会基层管理方式乃至地方财政了。

关于“吃喝”的问题有多少，关于厕所的问题就会有多少：司机上厕所难，所以出现了专用尿壶，引发了内部厕所公开的讨论；集中如厕，蹲位数量不够，导致安全和憋尿问题，所以蹲位比例要重新考虑；城市太大找不到厕所，所以出现了公厕引导牌、发短信查位置，甚至用软件找公厕；父亲带女儿、母亲带儿子如厕尴尬，所以出现了母婴室、“人性化厕所”、“无性别卫生间”等。

“厕所”是社会运行中不可或缺的环节，涉及经济、政治、文化、科技……一个小小厕所，俨然社会的细胞，它的背后是个庞大的社会系统。

外国媒体对“厕所革命”报道超16万条，点赞居多

最新数据显示，提前超额完成的旅游系统“厕所革命”三年行动计划，共新建改扩建旅游厕所6.8万座。农村改厕加速推进，农村卫生厕所普及率从2012年的71.7%提高到2016年的80.4%，明显改善了农村环境卫生面貌，降低了蚊蝇密度，有效预防和减少了疾病的发生。

这场“小角落里的大革命”赢得了国际社会的普遍点赞。据不完全统计，美国、英国、德国等境外媒体关于中国“厕所革命”的报道超过16万条，正面报道超过93%。

小小的排泄问题，经历了5000年从西安遗址“土坑”的演变，到我们今天经常可见的、细节完备的“星级”厕所；称呼上从茅厕到WC到toilet，再到今天的洗手间，这是人们生活观念和环境意识的进步，不能不说是巨变。

周星认为，眼下的厕所革命，对于中国社会而言，不过是刚刚开始。“这场革命，比起生活革命的其他任何层面，都将更为深刻困难和曲折，因为它要求每一个中国人在此问题上，都能够真正地迈向觉醒。”

【编辑：李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