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刘洪波 湖北仙桃人。长江日报评论员，高级记者。

    挑起康熙历狱的杨光先，因一句“宁可使中夏无好历法，不可使中夏有西洋人”而留下历史的笑柄，但客观地说，杨光先可谓“节烈之士”。崇祯十年（1637年），杨光先40岁时，曾以布衣身份抬棺参劾内阁首辅温体仁，遭到廷杖并被流放辽西。 

    在清代，杨光先屡次状告西洋历法，非为个人利益。他自评“先生之真奇，不在于劾权要，而在于尊圣学”“功不在孟子下矣”。康熙历狱后，杨光先被要求出任钦天监，他五次辞任，各种理由说遍：禀性不中和，有鲁莽灭裂之气，不可为官；年近七旬，精神不济；不懂历法推算；请以布衣身份在钦天监供事。

    “依西洋新法”制定的《时宪历》颁行，代表了皇帝的认可。杨光先状告汤若望，比起他在明代弹劾温体仁来，难度大得多。顺治十六年（1659年）杨光先到礼部请求代为上呈奏疏，礼部表示归通政司受理。一年后，杨光先上通政司，通政司先称无暇接待，再去又表示奏章应由礼部投呈。杨光先自然不会再到礼部碰壁，半年多后，他前往负有监察职责的礼科寻求帮助，仍未受理。这些衙门态度倨傲消极，还多对杨光先予以呵斥。

    杨光先讲《时宪历》推算错误，又对天主教展开驳议，认为耶稣既为被钉死之罪犯，视为圣人就跟视汉代黄巾、明代白莲为圣人一般。《时宪历》印“依西洋新法”是使大清奉西洋正朔。康熙三年（1664年），汤若望手下的钦天监官员李祖白出版《天学概论》，称中国人是以色列人的后代，伏羲、六经、四书都是阐发天主之微言。七月二十六日，杨光先再度告发，这次直接告发汤若望谋反。礼部官员不敢懈怠，带杨光先到紫禁城上奏。

    这次杨光先受到了重视，但日子并不好过，他当即被看管起来。十天后，礼部与吏部开始会审汤若望，又过了十天，杨光先被释放。但释放五天后，杨光先受到反诉，说他著书讥刺清朝，结交私编明史之人，咒骂清朝臣民都是禽兽。礼部、吏部审讯后，认可杨光先的告发，但指出杨光先用语有牵强之处、意图青史留名、不按通政司拒绝进呈告状资料后的指示再到礼部告状，而是擅印著作，要将他交刑部议处，辅政大臣干预才得免。

    杨光先的经历表明，在清朝告状很不容易，即使被认定属实，也要冒巨大的风险。衙门之间相互包庇，如对不接受杨光先上疏的各部门，礼部、吏部认为“无需再议”，没有责任。在另一方面，汤若望等人经礼部、吏部三个月审讯，多项罪名成立，交到刑部。刑部再审后，最后的结果于康熙四年三月出现，汤若望免死，李祖白等五人斩首。

    汤若望当然未曾谋反，但已深深卷入官场政治。顺治去世时遗诏罪己，表示对历世竭忠的满族大臣不信任，使其“有才莫展”，“且明季失国，多由偏用文臣，朕不以为戒，而委任汉官”。传教士虽非汉人，但被认为与汉人一致。顺治九年（1652年），五世达赖受邀赴京，当时清朝与蒙古、西藏关系不稳定，顺治决定出边迎接，满汉两班大臣对此态度不一，满族大员认为皇帝远迎能显示诚意。钦天监奏称“太白星与日争光，流星入紫微宫”，洪承畴等见此称天象示警，于是顺治决定取消远迎。五世达赖到京后，应否向他征询治理边事的意见，又是满汉对立。满大臣认为应征询，听不听再论。汉大臣认为赏赐即可，不必询问如何治事。直至康熙初年，西北边事仍是大患，辅政大臣束手无策。汤若望在五世达赖接待上与汉族大臣观点一致，这或许埋下了康熙初年孝庄皇太后说辅政大臣要将汤若望“置之死耶”的远因。

    明清之季的历法之争，所争固然在于时间的推算与测量，但更在于文化与权力。对杨光先来说，文化正统是第一位的，这就是杨光先虽为明朝遗臣，但见了耶稣画像后就起而反对传教士的原因，“我大清今日之天下，即三皇五帝之天下；接三皇五帝之正统，……接周公孔子之道统”。对汤若望等传教士来说，则是要以历法为工具接近通天权力，实现传教目的。这可以解释汤若望等人为何在皇太极进攻明朝时，效忠“君父”崇祯而对“丑虏”“义切同仇，恨不灭此而朝食”，一到清朝又赞颂“天命兴隆，享祚无疆”，而且为了服务皇帝，还去做选择良辰吉日等天主教视为迷信的事情。

    汤若望等人受到明清皇帝的器重，根本还是因为拥有推算历法、制作仪器和火炮等能力。顺治、康熙亲政时乐于利用传教士，在他们那里，历法能够准确而传教士没有异心就行，反而不像杨光先那样在乎“正统”“道统”。汤若望掌握的知识属于第谷的地心说体系，对推算历法已足够精确。反观当时的中国，天文历算等技术虽受重视，设有机构和官员，但人才缺乏，钦天监诸人往往类似手艺人，为家族式世代习传。历法出现问题想要解决时，往往钦天监找不到足够具备能力的人，国中访求通历法之人也不得。这就使明清之季拥有天文学知识的传教士大获用武之地，获得钦天监正统地位，否则即使像杨光先那样政治上正确，得到驱逐西法的机会，也一定会技术上破产。

    时间的问题在明末清初成为一个重大问题，原因在于明代初年颁行的《大统历》（一般认为即元代郭守敬的《授时历》）至明成化年后，时常与实际误差太大。汤若望、南怀仁等传教士加入历法制定，他们的宗教背景使时间问题首先被当成道统问题。历法原本是要表明皇帝之治“合天”，传教士则使“合天”暧昧起来，既像是“合乎上天”又像是“合乎天主”。这就使时间在中国由一个皇权之事变成一个首先关系到是否“合道”的事情。杨光先在历法上的控告，是一个远远的先声，预告了近代中西迎面相遇之时会出现非常错杂的局面。

【编辑:叶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