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限杂思·隆重的时间重启

文/刘洪波

年是时间概念。一年就是地球绕太阳一圈的时间,这是今天的理解,但并非从来如此,至少在日心说出现之前,不是这样理解。

年也是文化概念,社会为“过年”发生的一系列文化行为。

作为时间的年和作为文化的年,哪个在先?从实质上说,当然是作为时间的年在前,作为文化的年在后。但从形式上说,早在有“年”这个字以前,人们就有了过年的文化。《尔雅》说,“夏曰岁,殷曰祀,周曰年,唐虞曰载”。周代以前不称“年”,但人们对一载、一岁还是要庆祝的。

人们一定是需要一年一度的节庆的,这个节庆基于时间周期,它是调整劳动和生活的节奏的需要。它仪式性地分开了时间,使社会和个人有送旧迎新的依据。

在中国,年是传说中的一种怪兽,每到腊月三十要来残食人畜,人们就用鲜亮的衣裳、响亮的声音、闪耀的火光等驱赶它。人们为什么不是想办法一劳永逸地将怪兽杀掉,而是对它进行反复的驱赶,显然不在于想感化怪兽。传说后面的密码应该是,这只叫“年”的怪兽一定是人不得不与之反复纠缠的,它去而复来,人们某种程度上是与其共生,而不可将其杀死,它可能是大自然的拟物化,农业社会里人类无法想象自然能被征服和驯化,而又必须靠它来生活,依仗其周期循环,承受其各种坏脾气。

随着年俗演化,周期性驱赶怪兽已只剩文化考古学的含义,年节被纳入到传统文化体制之中,经过体制的审查和规范,成为生活伦理的容器。享受收获,娱人乐神,调适心情,整理社会关系,追祀先祖,序化长幼,这些内容经过各种仪式或游戏而固定。年节成为道统渗进江湖的途径,一代代传承,教化以最俗世的方式进入中国人的文化基因。

年是了不起的发现或者创造。自古以来,太阳定义了日,月亮定义了月,太阳和月亮都是显著和强势的存在,而年并不醒目,不同时代它由不同的方式定义。今天人们说到一年,很自然地想到地球公转,但在过去,年是由气候、物候或星辰来定义的,岁星就是木星,它在天穹上每十二年运行一周,将这一星程十二等分,每年就是一个星程。对于庙堂,年、月、日的协调关乎天人相感的秩序,以天象为基准的历算学是极端重要的,这就是为什么中国古代将天文历算设为官职,垄断为官学。

对普通人来说,年与其说建立于天空,不如说建立于大地。日、月是天上的时间,年则是地上的时间。四季变迁、冷暖交替、花开花落、耕种收获,周期稳定而且可感可及。在表示年的词语中,载、年、祀,都与大地上的季节性活动有关,载包含收藏的义项,年与作物熟稔有关,岁在字源上是石斧,一种生产工具,载和岁都有祭祀之意。

年在天上的线索不如月、日那么明显,它在地上则到处都留下了印记。在地上时间与天上时间之间找到通约的媒介,需要探幽发隐的观察,甚至认识上的飞跃。中国人的岁星是木星,巴比伦人通过月亮定义年,古埃及人瞄准天狼星。无论在哪里,站在大地上的人们都将年与天空联系起来,表明人类的智慧在时间文明的体察上具有内在的一致性。人们从大地的观感,进入到天文寻迹,最终从天上给出年的定义,使地上的诸种时间现象符配于天,并建立起年、月、日之间的换算关系。对建立精确、可靠的时间计量来说,天空比起大地来线索幽微,但星辰比大地上的任何现象更加稳定。它高悬共见,既克服了地上现象观察的局域性;它非人力可及,不像观察地上现象易受干扰,因而作为时间表征更加客观。

在任何文明中,年都是时间生活最重大的节点,任何文明都必然有作为最重大年度时间的节庆安排。通过这样的节庆,人们不仅进行年度的庆贺,给自己好吃好喝,让自己装扮一新,还标示自己的信仰、演示自己的文化流程、表现各种社会仪式、加固共同的文化体认、确证个人的文化归属。丰裕社会被鄙薄和矮化的大鱼大肉,是为配合年节的重大性而登场,类似于今天家里有足够多崭新的“肾机”。人们认为那么多好食物集中出场,才配得上过年这一绝对至上的时间。

过年是文化传承最有效的途径。它既有不得不参加的强制性,又完全寓教于乐、春风化雨,是真正的情景教育、素质教育。贴春联、大团园、守岁、放鞭炮、敬祖、叩拜长者、压岁钱、宗祠团拜、走访、社火……,一场接一场的热闹,不只是热闹而己,民族生活的文化密码编列其中,形成了“年味”。不同地方、不同民族,不同的“年味”,通过人们幼年时的强烈感知而记忆,然后是通过长者的坚持而不可动摇。

过年是祝祷性的自然时间、团园性的社会时间、回顾性的人文时间,但它的要义不在于沉溺和延续,而在于“重启”。就像电脑上的开机键,过年类似于一次系统重启,各种人际关系得以修复,各种不如人意得以清除,除旧布新,一元复始,日常纷扰被屏蔽,万物都被认为站在了新的起点。

刘洪波 湖北仙桃人。本报评论员,高级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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