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江日报-长江网评论员　周劼

武汉是疫情防控的主战场。近段时间来，人民子弟兵来了，外地医疗队来了；青岛的护目镜来了，寿光的蔬菜来了……一时间，全国动员、八方驰援，人力物力财力资源，像一架马力全开的机器，短时间内迅速向武汉集中。

凡有大事，必能集中力量；凡集中力量，必能办成大事。我们不禁要问，这种国家意志是如何形成的？全国驰援武汉背后的制度逻辑又是怎样的？

2月2日上午，空军8架运输机相继从沈阳、兰州、广州和南京飞抵武汉天河机场，驰援湖北抗击疫情。 天河机场供图

智慧逻辑：后发工业化思维的结晶

“集中力量办大事”的表述，现在公认是由邓小平明确提出的。1982年l0月14日，邓小平指出：“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比较，它的优越性就在于能做到全国一盘棋，集中力量，保证重点。”

也有研究者指出，“集中力量办大事”的思想，早在新中国成立之初，就已然成为治国理念的共识。他们认为这源于新中国独特的工业化模式：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借鉴苏联模式，举全国之力，重点推进科技和基础设施领域的重要工程、项目，以迅速增强国家的工业化基础和国家实力。

现在看来，中国工业化道路与其说是苏联模式，不如说是中国特色。新中国工业化之初，面临最大的问题是：作为农业国家，以远落后于发达国家的条件，如何实现跨越发展，用几十年时间走完发达国家几百年走过的工业化历程？

中国不可能像西方国家那样通过殖民而获得发展资源，“一穷二白”是中国现实。这种现实逼迫中国只能依靠自身的力量，把有限的资本、技术等资源集中到办好工业化这一国家“大事”上。

事情还有另一方面。一些关系国计民生的关键行业、重大工程和重大项目，仅仅依靠某一地区或部门的力量是难以办到的，必须举全国之力，而这些真正的“大事”数量虽少，却对全局发挥着关键作用。

“全国一盘棋”就是集中体制资源、集中民智民力，上下一心，不以局部利益损害整体，去争取重大的胜利。它背后的逻辑是，不办好大事，就不能办好绝大多数小事，而不集中力量就一定办不成大事。

后发国家、体制优势，两种客观因素相结合，就可以看出“集中力量办大事”背后的智慧乃是后发工业化思维的结晶，伴随着中国特殊的工业化进程而产生，这种逻辑自然指向：运用国家力量迅速整合全社会的经济资源和社会资源，能有力推进各种建设进程。

中国的工业化实践取得了许多举世瞩目的成就，在全世界独一无二地建立起了完整的现代工业体系，无不验证了这种逻辑的刚性，又使得“集中力量办大事”的思想更加深入人心。

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集中力量办大事”被不断赋予新内涵，“办大事”也从经济、建设领域扩展到整个社会，延伸到了民生问题、治理问题，也成为解决各种非均衡发展问题的有效手段。

由此，举办奥运会、军运会是大事，抗震救灾、防控疫情当然也是大事。

决策逻辑：中国国家决策具有统一性、权威性

2008年春节，一场罕见雨雪冰冻灾害席卷了中国大片地区，电网垮塌，道路堵塞，又恰逢春运期间广大农民工要返乡过年，各地灾情十分严重。

时任国家能源局局长的张国宝跟随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吴仪到重灾区江西等地视察，协调各地的电力供应，恢复垮塌的电网。各种事情虽然繁多，但都一一快速落实，心急如焚的张国宝终于放下心来，他感慨说：

虽然是在春节假期，但由于是支援灾区，各级党政领导和企业都十分热情，从这件事上，我也看到了我们国家社会主义能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越性。

他特别写了一首抗雨雪冰冻的“小诗”，其中有两句：“令颁十省动员急，运筹八方调度忙”，可谓是“集中力量办大事”的高度概括。一连串眼花缭乱的人力财力物力的快速集中，核心就在于“令颁、动员、运筹、调度”八个字。

相对于将分散于全国的人力、物力向一个中心聚集的数量上的“集中”，学界将“令颁十省（全国），运筹八方”视为另一种“集中”，机制上的集中。而这才是“集中”最关键的内涵。

这种“机制上集中”，研究者表述为：先由国家最高决策层确定国家在经济、政治、军事、文化等方面的一个(些)目标，然后围绕这个(些)目标，在全国范围内调配人力、物力、精神等资源，以图在某一确定的时间内实现之。

理解“集中力量办大事”的钥匙在于，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形成了强化的“大同心圆”结构，一个能代表中国人民根本利益、整体利益和长远利益的政治核心，使中国的国家决策具有统一性、权威性。因此，中国政府治理结构和决策体制，在政治动员、力量整合、政策推进等方面所具有的强大力量，是世界上任何国家都无法比拟的。

这种国家治理逻辑不仅能降低资源配置的机会成本，也解决了现代化中国家向心力问题，还破解了西方极端偏私的个人价值观的局限。

文化逻辑：大一统的历史与现实

中国自古就有中央政府牵头“办大事”的传统，从大禹治水，到修长城，到开挖大运河，无不如此；中国自古也有“一方有难，八方支援”的社会赈灾机制，官方主导开仓赈济、减免赋税等救助体系。而无论建设也好，赈济也好，都是以“大一统”的局面为思想基础。

中国传统文化的特质，“忠、孝、诚、信、礼、义、廉、耻”等等，无不是大一统伦理精神的扩展，而现代语义下的“统一、集中、秩序和规范”，也是“大一统”精神的现代化转化。

从这个角度说，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力量”，既包括财力、物力和人力，也包括人文精神力量，还包括国家的软实力，文化、道德、形象和感召力等。

这种“力量”的认知，和“大一统”理念是有共同的文化基础的。“集中力量办大事”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共情和延续，既是中华民族精神的凝聚，又是中华民族治国理政智慧的浓缩。

现代条件下的“集中力量办大事”，所需要的科学决策力、资源整合力、体制向心力、系统组织力、自上而下的动员力、社会认同感等等，又都是传统“力量”所不具备的，而只有在新中国“集中力量办大事”机制之下，才具有可能性和现实性，发挥出制度“力量”的速度和气魄，展现出重大危机状态下的巨大价值。

自信逻辑：破解市场失灵的困境和守夜人陷阱

中国在计划经济时代提倡“集中力量办大事”，是后发工业化的必然选择；而在市场经济时代仍然提倡“集中力量办大事”，部分原因在于，市场经济虽能有效配置资源，但要时刻警惕它的失灵。

现代经济发展证明，市场配置是有可能失灵乃至失败的。所谓“消极国家”“有限政府”，在紧急条件下常常被证明失控、失序、失效。

同时，现代政治发展也证明，如果政府安于守夜人角色，放任资本逐利，一些公共利益部门有可能与资本合谋，损害大众利益，背离社会公平正义。

而“集中力量办大事”的治理模式，作为一种超常规、动态化的公共利益调适器，能够有效整合、调整不同的利益诉求，实现利益的再分配。

在灾害面前，国家扮演“消极角色”还是“积极角色”，其效果截然不同。这次疫情防控中，全国驰援武汉，就充分见证了“集中力量办大事”的有效性，证明了应急状态下“积极国家”的正当性。

集中力量办大事是中国国家制度的显著优势。有研究者指出，一个国家想要“集中力量办大事”是有条件的，“它不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中国式“集中力量办大事”是中国在现代化进程中，充分发挥创造性，冲破教条的束缚，以尽可能充分利用现有条件所能达到的效率空间的完美证明。

【编辑：张靖 符樱】

（作者：周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