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阳春艳文

你以为成年人才是宴会的主角，孩子只是配角？错，现在代际间权力已经转移，长寿宴也被年轻人的聚会取代。日前，《喂养中国小皇帝：食物、儿童和社会变迁》一书出版，该书来源于哈佛大学人类学系资深教授华琛在费正清中国研究中心发起的“中国社会饮食消费格局”研究项目，全书的9名作者从人类学、社会学、政治经济学、营养学等领域对中国儿童饮食进行了调查。

各种宴会的主角都在年轻化

哈佛大学华琛教授在书中列出了一个特别的对比：1926年，北京的劳动者花在零食和饮料上的钱仅占他们所有食物开销的1%左右；而在现阶段的北京，包括食物在内的大约70%的家庭开销都是以孩子为中心。

在上个世纪六十年代，华琛在香港新界进行了一次针对当地人的调查，他们大多来自广东农村。华琛发现，那里的少年儿童并不具备主动的消费能力，而是消费的被动接收者。简言之，就是“大人给什么就吃什么”。但是到了上世纪八十年代后期，随着跨国快餐连锁店、大型儿童食品市场的出现，当代中国家庭的决策重心就开始转移，至少在食物的选择方面，晚辈的决定权已经逐渐超过长辈，“在西式餐厅里，孩子要远比他们的长辈更精明，更自信——年迈的老人要向黄口小儿学习如何点餐、落座和进食”。

孩子对于家庭饮食的决定权也体现在了各种节日派对上。“以前超过60岁的老人是宴会的主角，而孩子则是被完全忽略的人群，现在代际间权力已经转移，比如长寿宴已经被年轻人的聚会所取代。”华琛写道。

华琛指出，比如香港的父亲节就已经变成为孩子作为主人来宴请父亲（尽管由父母买单），这些场合的特色菜单包括有热狗、汉堡、比萨和冰淇淋圣代，虽然叫作父亲节，这个日子实际上仍是孩子们在狂欢；而北京的肯德基餐厅已经成为都市儿童举行生日派对的重要场所，其商业形象“奇奇”最重要的任务就是唱《生日快乐》。

华琛说，其实这样的现象不仅仅出现在中国，美国孩子的饮食趋势也与中国同龄人有许多相似之处，他们都开始自主选择自己的饮食，掌握自己的饮食开销。大部分美国青少年的正餐都不适当，他们按照自己的想法决定什么时候进餐和在哪里进餐，这样的现象确实令人不安。

中国三代人有“食物代沟”

食物既是人类最基本的活动，又有着文化意义。学者郭于华指出，新的饮食趋势改变了中国1976年后出生的一代人的口味，他们对饮食的态度和童年的经历都与其父辈截然不同，这一差异也进一步扩大了两代人在社会价值观和个人愿景上的分裂。

郭于华将一个中国家庭三代人的食物理念进行了分类，祖父辈是“传统的”、父辈是“现代的”、孩子们是“消费型的”。祖父辈的传统饮食理念总是与中国文化的阴阳平衡息息相关，他们喜欢将食物分为“热”与“冷”，讲究各种食物的平衡搭配，同时他们也认为多样化的食谱和自然生长的食物很有价值；而父辈的饮食理念则具有现代化的特点，他们受到学校教育，相信西方医学和现代营养科学，经常喜欢说“维生素”这个词；中国的孩子们受到外国企业速食快餐、软饮料等消费广告影响，最为关心的不是食物口味如何，而是对他们的外包装、里面的玩具更感兴趣。

郭于华指出，由于食物的极大丰富，对中国孩子而言，不仅中国传统节庆食物的宗教意义正在消弭，传统食物在道德教育中的重要性也在丧失，孩子们已经无法理解食物的来之不易，他们只担心自己因为没有尝试过某一品牌的零食而在同学面前丢面子。

“社会价值观的传承可以打破小家庭的藩篱，教育年轻人理解健康之重要性和食物的社会延伸意义是儿童教育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然而，随着中国社会的商业化，老年一代如今已经无法将他们的食物观念传授给其孙辈的人了。”郭于华感叹。

农村孩子的成长仍然比城里孩子慢

哈佛学者乔治娅·古尔丹极为关心中国城市和农村的饮食习惯，她从1988年起就在中国大陆和香港地区进行营养学研究。在研究中，她发现了两点矛盾：首先城市孩子在比他们的农村同龄人吃得更好的同时，其身患肥胖和慢性病的几率也越来越高；其次，尽管农村孩子比城里孩子喝更久的母乳，但他们的成长速度却比后者缓慢。

在经过多年的详细数据调查后，乔治娅发现，中国男女性别对饮食结构的影响较小，但城乡差异的影响却很大，尤其来自脂肪、谷物和动物蛋白的卡路里摄入量。农村孩子总体的卡路里摄入量和城市孩子相当，但是从动物蛋白中摄入的比例却要小很多。相对于中国大陆的孩子，香港孩子在总体摄入卡路里和碳水化合物较少的情况下，却吃了更多的蛋白质和肉类。

饮食结构的不同，造成了中国儿童成长的差距，农村孩子的成长明显比城市儿童要慢。根据一组研究数据，中国城市和农村2～5岁的儿童成长差距在变大。这些年来，城市和农村儿童的身高都有所增长，但是农村儿童增高的幅度只有城市儿童的五分之一，其中有些孩子患有缺铁性贫血。

不过，乔治娅的研究也指出，城市孩子在发育更快的同时，也有自己的问题。在那些更高、更重的孩子中，有的人开始出现了超重甚至过于肥胖的情况。他们深受和肥胖有关的疾病的困扰，比如高血压、高血脂、糖耐量受损等。

乔治娅说，中国政府为提升青少年的营养，已经采取了提高全国母乳喂养率、制定中国营养改善行动计划等许多有效的措施，这将为全人类的健康作出巨大贡献。

主编景军：我们不要急着谴责

“我们将这本书的主标题定为‘喂养中国小皇帝’，但写作这本书的目的并不是要去强化这种认识，而是要对它进行深度的思考。”哈佛大学人类学系博士、《喂养中国小皇帝：食物、儿童和社会变迁》主编景军说。

景军介绍，有关数据显示，大部分的中国城市夫妻要将他们总收入的40%至50%花在孩子身上；一年的时间，中国城市儿童就可从他们的父母和祖父母那里收到了大约50亿美元的零花钱和压岁钱，这一数字相当于蒙古当年的国内生产总值。

儿童得到父母的财政支持并非中国特有的现象，但中国孩子显然更为突出。一项调查显示，在受访的1496户北京城市家庭中，孩子决定了将近70%的家庭消费，与此相对，美国孩子对其家庭消费的影响率大约在40%上下。

“我们正在中国社会中目睹儿童消费文化的诞生，也是这一文化的诞生导致了‘儿童食品’这一专属名词的出现。”景军说。

中国孩子消费型的饮食观一旦形成，便让代际之间的差异越来越难以调和，尤其是当年轻人越来越不了解他们父母一辈乃至祖父母一辈的生活际遇时。“我们在书中描写代际冲突并不是要去谴责年轻人，或者质疑为什么孩子们对长辈的童年经历了解甚少，而是揭示了在一个急速变迁的社会中，代际之间的相互沟通和理解变得越来越困难。食品能够告诉我们很多东西，但当社会发生变化时，它可能就会换用另一种完全不同的语言继续诉说。”景军总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