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所长卜宪群出版了《与领导干部谈历史》一书，从2013年到2018年，他曾3次为中共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进行讲解。他这本书中要回答的一个重要问题便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如何在当下及未来的中国之治中鲜活而鲜明地展现，我们该如何树立正确的大局观、历史观去充分汲取中国古代治国理政的历史智慧。就这些问题，长江日报读+专访了卜宪群。

历史从来都存在于现实之中，现实又从来都是历史的必然选择。

时间指向的过去、现在和未来，没有一刻能分割。

所以，理解现实要从历史中找到经验教训，展望未来也要从历史中找到脉络规律。这便是历史思维。用卜宪群的话说：“党政干部加强历史学习，从学习中获得历史知识，汲取历史智慧，是增强理论修养和提高为政能力的重要方法。”

他把这个想法汇聚成一本书，书名就叫《与领导干部谈历史》，就是希望大家能充分认识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组成部分，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与治理体系的深厚历史底蕴”，而“中国之治”所蕴含的“治道”当“验之当世，参之人事，察盛衰之理，审权势之宜，去就有序，变化因时，故旷日长久而社稷安矣”，与中国古代优秀的治国理政实践和思想一脉相承。

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所长卜宪群

能够将国家管理得有条理、有秩序才可以称为“治”

中国之治中的“治”本就是一个古老而特殊的词汇，如同文景之治、贞观之治一样，它的涵义的特殊性在哪儿？

卜宪群在书中带我们说文解字：从词义的发展来看，“治”的本义是水的名称，文献记载，历史上的“治水”有三条。

我们通常所理解的对国家政事管理的“治”，由“治水”名演化、延伸而来。这一引申演化的含义在春秋时期就已广泛使用。如《老子》说：“以正治国，以奇用兵。”《国语》说：“教不善则政不治。”《左传》说：“政以治民，刑以正邪。”《管子》说：“君臣上下贵贱皆从法，此谓为大治。”“故上令而下应，主行而臣从，此治之道也。”“治国常富，而乱国必贫。”此外，与“治”相关的词语还有“治农”“治兵”“治其赋”“治宾客”“治宗庙”“治天下”“治世”等等。这些“治”皆与国家政务事务的管理、整治有关。

但需要特别指出的是，“治”字含义的演化并非仅指一般意义上的国家事务管理， “治”与“乱”是相对的，能够将国家管理得有条理、有秩序才可以称为治。如“德政”“以德和民”“从法”可称为治；反之，“教不善”“无德政”“失刑乱政”则不能称为治。史云“管夷吾治于高傒，使相可也”“舜有臣五人而天下治”“宋襄公即位，以公子目夷为仁，使为左师以听政，于是宋治”，等等，都是指特定人物在特定时期的管理卓有成效才被赋予了“治”的美誉，而非指任何人、任何时期的统治或管理都可以称为治。同样，只有选贤任能、公私分明、扬善止奸、循理论功才称得上“治理”，换言之，只有顺应时代需要，使国家井然有序的政治才能被称为“治理”或“至治”。

有人认为，中国历史上只有统治而无治理，或者说统治就是治理，治理就是统治，进而认为“治理”只是当代的产物，古代没有，这是不对的。中国古代不仅积累了丰富的治理思想，也留下了很多成功的实践经验。总结中国古代国家治理的思想与经验，依然是今天史学工作者的一项重要任务。

中国古代政治相对清明的时期，也是“治道”体现得比较好的时期

总结古代国家治理的思想与经验，也有个特殊的词汇：治道。应当遵循的为政之道，即治道。

卜宪群考察后认为，“治道”理念的出现，是中国古代治理思想与政治文化的进一步丰富完善，是对如何改善提高管理水平的深刻思考。秦汉以后，“治道”作为一种政治文化传统，其概念与思想在政治家思想家那里获得肯定并延续，更多地被引入了政治领域。如秦始皇认为“明法”就是“治道”；汉文帝认为疏通进谏之路是“治道”；汉宣帝认为官吏“廉平”是“治道”。还有，各级官吏、思想家、史学家认为“得贤”“知下之邪正”“去其泰甚”“礼乐刑政”“贵清静”“训以约简”等都属于“治道”。

治道，为的是国家社会长治久安，所以成为中国古代有为政治家的不懈追求。中国古代许多政治相对清明、经济社会文化比较繁荣稳定的时期，也是“治道”体现得比较好的时期。

中国古代的治理思想由于时代的局限性，其具体内涵当然不是全部适合今天的社会，但其中追求法治、廉平、教化、任贤、民本、向公、俭约及社会参与等基本治理精神，对今天的国家治理仍然具有借鉴意义。

古代“盛世”一定是“治世”，“治世”则是“盛世”形成的基础与表现

历史上和“之治”紧密相联的是“盛世”，这个词语又有什么历史涵义？二者是怎样的关系？

卜宪群耙梳了历代文献后，指出在中华民族5000多年的发展史上，有一些被称为“盛世”的时期，但“盛世”有真有假，或来自史家的记述，或来自政治家的自诩，或来自文人的颂咏，当然，也有发自百姓内心的赞美。这些美誉或有比较确切的历史文献记载，或是留在人们心中的一个遥远记忆，甚至只是一种美好的理想寄托，但却构成了中华政治文化传统、社会治理理想追求的一个重要部分。

“盛世”是一个历史概念，也是一个文化概念，“盛”为丰满、盛大、兴盛之意。《论语》说：“唐、虞之际，于斯为盛。”即此意。贾谊《过秦论》：“察盛衰之理，审权势之宜。”将“盛”“衰”二字并列，作为社会发展的两种状态，意即盛世和衰世。

“盛世”一词出自东汉。《后汉书·崔骃列传》载崔篆所作《慰志赋》：“何天衢于盛世兮，超千载而垂绩。”意指盛世的天空多么广阔，虽经历千载依然会闪耀着光辉。崔篆的孙子崔骃也曾进言：“当尧舜之盛世，处光华之显时，岂可不庶几夙夜，以永众誉？”意为就像处在尧舜盛世一般，岂可不日夜奉公，永葆美誉。崔篆、崔骃所说之“盛世”，都是以尧舜时代为榜样，与《论语·泰伯》所说的“唐虞之际”含义一致。

自“盛世”一词出现后，以盛世指称我国历史上的某些时期者古今皆有，但随口说得多了，盛世本身的含义倒模糊了。

卜宪群比较了历史上所谓的“盛世”即治理比较好的历史时期，得出结论，它一般包含以下几个核心内涵：

其一，以民为本，盛世的题中应有之义。《管子》说：“政之所兴，在顺民心；政之所废，在逆民心。”从史料记载来看，我国历史上的所谓盛世时期，民本都被放在了首要位置。汉唐的文景、贞观之治为后人所称道者，人民富足是最为重要的一点。

其二，选贤任能，盛世的人才基础。盛世是人而不是神创造的。把时代所需要的人才选拔好、管理好，是盛世形成的重要基础。盛世必是治世，治世必靠贤才。

其三，礼法合治，盛世的根本保障。历史上盛世法治的基本特点是礼法合治，德主刑辅。简单地说，就是将仁义礼智信、温良恭俭让、孝悌等德的伦理与法治秩序结合起来实施，以达到理想的治理效果。盛世必包括社会道德的弘扬，社会风气的净化，其中礼义教化是不可缺少的内涵。相反，人无礼信，风俗浇薄，绝不是盛世。

值得注意的是我国古代政治传统中“盛世”与“治世”两个概念之间的关系。“盛世”一词虽然出现较晚，但早在“盛世”一词出现前，已有“治世”的政治文化概念。不晚于春秋时期，思想家、政治家、史学家已使用将国家治理的理想状态称为“治世”。治世与盛世的含义基本一样。比如，二者都把国家治理的理想状态追溯到尧舜至三代。历史上被称为“盛世”的时期，也往往被当时或后人称为“某某之治”，如成康之治、文景之治、贞观之治等。唐吴兢《贞观政要》说：“贞观之治，可以为盛矣。”此处治、盛并举互用。因此，盛世一定是治世，治世则是盛世形成的基础与表现。

追溯“之治”的历史，其实找到了当下我们正在推进的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初心，治国理政的出发点，也是一份包含着几千年历史实践和智慧、美好期望的沉甸甸的责任感，毕竟“见终始不变，知存亡之由”是中华文明特有的历史思维。

【访谈】

历代“治理”和“治道”，都是为解决社会转折进程中所面临的重大问题

读+：中国历代“治理”的实践和“治道”的思考，展现了怎样的特色？

卜宪群：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源远流长。中华文明的起源具有本土性、多元性，展现出自身道路的独特的特点与风格。

中国历代“治理”实践和“治道”思考体现出原创性和与时俱进特色。历代“治理”和“治道”，都是从当时实际出发，关注、提出、回答、解决现实问题，解决社会转折进程中所面临的重大问题。这一思想与实践，是中国历次伟大社会变革新思想、新理念产生的温床。

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中华民族创造了独树一帜的灿烂文化，积累了丰富的治国理政经验，其中既包括升平之世社会发展进步的成功经验，也有衰乱之世社会动荡的深刻教训，包含着许多涉及国家、社会、民族及个人的成与败、兴与衰、安与危、正与邪、荣与辱、义与利、廉与贪等方面的经验与教训。

中国历代“治理”实践和“治道”思考，深刻验证了“时代是思想之母，实践是理论之源”的历史命题。时代和实践既是现实的，也是历史的，从这个角度说，从古至今的“治理”实践的主题，从来都是一个现实问题，也是一个历史问题。

比如，中国历史证明，正常运作的中央集权有利于集中大规模的人力物力进行公共工程的修建；有利于生产技术的传播和商业贸易的流通，促进社会经济的发展；有利于抵御外侮，防止分裂，推动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形成和巩固。秦、汉、唐、元、明、清等若干时段鼎盛局面的出现，显然与这种政体所创造的政治社会环境有关，其积极作用，不可否认。但是，中央集权的过度膨胀对中国历史的发展也有严重的阻碍作用，劳动人民要承受专制君主、贵族、官僚和地主的多重压迫与剥削，苦难深重。

再比如，纵观我国历史，每个王朝衰亡的具体原因很复杂，有的被人民起义推翻，有的被周边民族灭亡，有的被统治阶级中的不同阶层禅代，但究其根本，其衰亡无不与腐败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腐败导致王朝衰亡，严重的腐败导致王朝速亡。历代王朝腐败的主要表现形式有三种：权力腐败、生活腐败，以及在二者基础上形成的社会风气腐败与价值观的扭曲。

还比如，中国古代官僚选拔制度基本走向是德才并重，以德为先，其目的在于最大限度地扩大官僚选拔范围，使封建统治政权拥有更为广阔的社会基础，网罗更多符合需要的优秀人才。这一点，对保证整个封建统治秩序稳定及其不断延续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特别是在科举制时代，作用尤为明显。

这些现象也是我们今天的中国之治所要面临的现实问题，而解决这些问题，即在这个土地广袤、人口众多、历史积淀深厚的国家建设社会主义，必须坚持中国特色，必须懂得中国国情，必须走中国道路，须臾也离不开历史思维。中国人的历史思维，根植于深厚文化传统，形成了富有特色的思想体系，体现了中国人几千年来积累的知识智慧和理性思辨。这是我国的独特优势：记录历史、学习历史、传承历史、借鉴历史的优良传统，善于从历史中总结与继承宝贵的文化遗产，这是中华民族绵延不断、始终保持旺盛生命力的源泉。

今天的中国之治与历史上的有本质区别

读+：中国共产党所追求的中国之治和历史上的之治有怎样的延续性？

卜宪群：中国共产党所追求的中国之治与历史上的之治有本质区别，不能混为一谈。但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的那样：“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中华民族创造了独树一帜的灿烂文化，积累了丰富的治国理政经验，其中既包括升平之世社会发展进步的成功经验，也有衰乱之世社会动荡的深刻教训。我国古代主张民惟邦本、政得其民，礼法合治、德主刑辅，为政之要莫先于得人、治国先治吏，为政以德、正己修身，居安思危、改易更化，等等，这些都能给人们以重要启示。治理国家和社会，今天遇到的很多事情都可以在历史上找到影子，历史上发生过的很多事情也都可以作为今天的镜鉴。中国的今天是从中国的昨天和前天发展而来的。要治理好今天的中国，需要对我国历史和传统文化有深入了解，也需要对我国古代治国理政的探索和智慧进行积极总结。”“历史虽然是过去发生的事情，但总会以这样那样的方式出现在当今人们的生活之中。”

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深刻揭示了历史与现实的关系，也从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高度阐明了历史上的国家治理与今天国家治理的关系。学习是一种借鉴，借鉴是一种更深刻的学习。治理好今天的中国，历史的经验仍不能忘却。

比如，中国自古就有“和而不同”“协和万邦”的外交治理思想。今天坚持和平发展道路，坚持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尊重世界文明的多样性，以文明交流超越文明隔阂、文明互鉴超越文明冲突、文明共存超越文明优越，这些思想仍有意义。中国自古就有“天下一家”民族治理思想，今天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加强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思想上，这些思想仍有意义；中国自古就有“选贤任能”的人才治理思想，今天建设高素质专业化干部队伍上，把德才兼备、以德为先，任人唯贤放在首位，这些思想仍有意义；中国自古就有“明主治吏不治民”的思想，坚持以反腐败永远在路上的坚韧和执着，深化标本兼治，保证干部清正、政府清廉、政治清明，这些思想仍有意义。中国自古就有以仁义礼智信为核心的价值观，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传统价值观有相通之处。凡此等等，都证明新时代的国家治理具有广阔的历史文化背景，深厚的历史文化内涵。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人民为中心、从严治吏、选人用人、反腐倡廉等治国理政方略，都可以看出中央深刻借鉴我国历史上国家治理的思想。

“中国之治”体现了中国人民长期奋斗的历史逻辑

读+：指向未来的中国之治又该如何从历史中汲取智慧和教训？

卜宪群：中国之治应当从现实出发，总结历史经验、历史规律，根据时代的变化而取舍、发展，实现国家的长治久安。历史与国家发展，历史与政治兴衰，在中华文明的发展历程中呈现出高度紧密的关系。从历史中获得的爱国主义、民本思想、忧患意识等治国思想与方略，是我国历史上许多重大时期社会变革的精神源泉。

唐初名臣魏徵不仅是一位出色的政治家，也是一位著名的史学家，他对唐太宗的劝谏很多都是以历史经验为依据的。唐太宗李世民也十分重视历史学习，他曾说：“朕睹前代史书，彰善瘅恶，足为将来之戒……将欲览前王之得失，为在身之龟镜。”通过研习历史，他不仅认识到“以古为镜，可以知兴替”的道理，而且深感“大矣哉，盖史籍之为用也”。通过《贞观政要》一书，我们不难看出“贞观之治”的出现，与唐太宗为首的政治集团重视历史经验的总结借鉴有着莫大的关系。

读史可以明智，可以观成败、鉴得失、知兴替。统一多民族国家以及中华文明长期延续的特点，使中国历史发展既艰难曲折又波澜壮阔，呈现出自身的规律。而善于总结与继承历史经验，是中华民族一次次登上人类文明高峰的重要基础。当代中国正经历着我国历史上最为广泛而深刻的社会变革，也正在进行着人类历史上最为宏大而独特的实践创新，这是中华民族5000多年历史上从未有过的大变局，它需要我们既要科学地学习历史，更要有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的理念。没有完全相同的历史条件与历史环境，我国历史上一切优秀的政治家、思想家，既不会胶柱鼓瑟，也不会妄自菲薄，总是在善于继承创新的基础上不断开辟未来。《大学》中所讲的“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精神就是创造与创新的精神，是数千年来中华文化不断得以前行的重要思想基础。

中国之治，是从人类文明史、中华民族5000多年的历史、近代以来的历史、社会主义革命建设与改革开放的历史中吸取经验，并贯穿在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治国方略。它体现了中国人民长期奋斗的历史逻辑，也论证了中国发展的历史基础。

（长江日报记者周劼）

【编辑：姚昊】

（作者：周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