认知科学和认知语言学创始人之一乔治·莱考夫，一直运用认知语言学研究政治，尤其是公共政治辩论和框架构建问题。其新著《别想那只大象》以“框架”作为穿透语义的核心要义，告诉我们语言背后是我们大脑中的认知框架，它让语言承载、唤起观念，让我们对世界有着不同的理解方式。

我们无法孤立地认识某个词，而必须把它放进认知框架

先来讲一个陈年旧案。1997年，美国州警查获一起贩卖大麻案，并先后在当事人马斯卡列罗的车厢内、销售窝点的汽车后备厢内发现了枪支。根据《美国法典》，在暴力犯罪和毒品犯罪中“携带、使用枪支”将加重刑罚。

一审法官当即立判，给了最高刑罚5年。马斯卡列罗不服判决，一路上诉。辩护律师认为：马斯卡列罗的枪支是放在汽车杂物箱和后备厢中，他没有使用，不符合《美国法典》中对“携带、使用枪支”的规定。律师认为“carry”指的“随身携带”，枪支放在杂物箱和后备厢不属于“随身携带”。最高法院大法官引经据典，重估语义，最后驳回了上诉，维持原判。

问题来了：词语有客观存在的语义吗？通常人们会认为语义来自词典义，但假设词典不为一个词语列举不同时期的例句，也就是建立一个包含大量用法的词汇库，我们很难通过简短的定义真正理解一个词语。也就是说，词语并不存在一种客观稳定的状态，譬如我们在日常交流中，往往要通过具体的交流情境，通过说话人意图的理解把握，来理解对方所说的某个词语的意思。

其实在生活中，我们经常会遇到与人沟通“驴唇不对马嘴”的现象，尤其是在微信聊天的时候。当我们面对面交流，由于置身在与对话者相同的情境中，对方的一颦一笑将大量表情信息推送给你，使你很容易了解对方的意图，使简短的词汇都能够马上被心领神会。但如果在微信中呢？由于失去了具体情境，当日常口语交流变成面无表情的文字发送出去，往往造成大量误解，你以为的和颜悦色，也许被对方捕捉为冷漠无礼。微信交流中，我们往往要通过脑补情境、对方的意图，才能愉快地聊下去。

乔治·莱考夫认为，我们无法孤立地认识某个词语、概念，而必须把它们放进认知框架。认知框架是一套系统，系统决定孤立字词的意义，因为“框架是塑造我们看待世界方式的心理结构。因此，框架也塑造了我们追求的目标、我们制订的计划、我们行为的方式，以及我们行动的好坏结果的认定。在政治上，框架塑造了我们的社会政策及我们用来执行政策的制度。改变我们的框架，就是改变所有这一切；重建框架，就是变革社会”。

如果不能与框架相符合，人们不会把事实当“事实”来接受

人们用框架认知语言，即是用框架认知事实。什么是事实，客观现象是否等于事实？再来讲几个案例。

2014年6月12日凌晨，某大学副校长驾车在杭州绕城高速公路行驶时，与一辆大货车发生交通事故遇难。尽管当时事故的责任认定尚未做出，但新闻描述无一将矛头指向大货车司机。当时该校官方微博发布消息：“6月12日早晨，我校副校长驾车从家里到学校途中发生车祸，不幸遇难。惊闻噩耗，师生同仁深表哀痛。”但随后调查发现，车祸发生时高速监控录像显示，小轿车当时超速想从中间车道加速超越大货车，大货车紧急刹车，但由于惯性未能停住，继续向前行驶，整车圆木瞬间将小轿车压住，涉嫌超车并道的副校长瞬间死亡。

2018年10月28日上午，重庆万州发生公交坠江事件，事故原因是：公交客车在行驶中突然越过中心实线，撞击对向正常行驶的小轿车后冲上路沿，撞断护栏，坠入江中。但在事故发生当时，自媒体甚至新闻媒体普遍采信的是这一事件描述：一辆驾驶红色小轿车的女性驾驶员，由于违规越线逆行，与公交迎面相撞，导致公交坠江。同时网上盛传这样一张图片：该女性司机坐在路边，身旁是一辆车头严重损坏的小轿车。

在一起车祸面前，当“货车司机”与“大学校长”两个身份并置，当“女司机”“红色轿车”这些标签被放大，事实就在人们心知肚明中呼之欲出了。在许多人所以为的事实中，不符合认知预期的信息被忽视或者过滤，符合预期的信息被放大，使得许多毫无因果关系的信息被裁剪拼贴起来，并疯狂地传播。

从认知科学来看，人们对事实的认知、接受或者描述，往往会潜意识沿用一套固定的逻辑，也就是说，大家会把未知的事实纳入自己熟悉的认知框架，从而认定自己所“愿意接受的真相”。乔治·莱考夫认为，如果一个真相会被接受，那么是因为真相与人们的框架相吻合，反之，如果真相不符合框架，那么就会被人为扭曲，从而让真相与框架相吻合。

“神经学告诉我们，人们拥有的每一个概念（构建我们思考方式的长期概念），都由大脑突触使之实例化。概念并不会因为别人讲了事实就能改变。你可以把事实摆在人们面前，但要让人们理解它，事实就必须跟人们大脑里的突触相吻合。否则，事实就会左耳朵进，右耳朵出了。人们不会把事实当成‘事实’来倾听和接受，它们只会让人们感到困惑：怎么会有人这么说呢？之后，人们就会跟事实标上‘不合理’‘疯狂’或者‘愚蠢’的标签。”

人不一定根据自己的利益来决策，往往会根据自己的价值观来决策

利己主义者认为，人是利益的动物，一个人很难作出违背自己利益的行为，这样很不合理。现代经济学通常认为，一个正常理性的人，会根据自身利益来进行推理，“理性经济人”成为现实经济生活当中一般人的抽象，在一切经济活动中，人都是以利己为动机的，并力求用最小经济代价去追逐自身最大的经济利益。

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丹尼尔·卡尼曼认为，真实世界里人们并不是完全根据自身利益最大化作出决策，而往往是会受到损失厌恶、冒险倾向、眼见即事实等思维模式的影响，从而做出并不是自身利益最大化的决策。丹尼尔·卡尼曼提出了一个类似的概念叫“框架效应”，认为人类的认知框架是一个先入为主的系统，先输入的信息在判断中能够占据优势地位，不管这种信息是第一印象，还是修辞和美化。

乔治·莱考夫认为，人不一定根据自己的利益作出决策，而是会根据自己的身份认同和价值观来作出决策。也就是说，相比于短期或者长期的利益计算，大部分人作出决策时，还是倾向于考虑是否和自己“三观”有冲突；或者换一种表述，大部分人会从道德观念的层面审视什么是自己的利益，什么是符合自己利益的决策。

“什么是理性？保持理性意味着什么？大脑和认知科学从根本上改变了我们对这两个问题的认识。遗憾的是，有太多的进步人士接受的是错误的、过时的理性理论，这套理论的框架、隐喻思想和情感都跟理性毫无关系。”乔治·莱考夫说，“框架，是你看不见也听不到的东西。它属于认知科学家称之为‘认知无意识’的环节，是我们大脑里无法有意识地访问，只能根据其结果来认识的结构。我们所谓的常识就是由无意识框架所产生的无意识、自发的、毫不费力的推论。”

（记者肖畅）

【编辑：戴容】

（作者：肖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