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摄影家协会主席李舸。

    一张抓拍的照片，讲的是3月31日，7000余名援鄂医疗队队员撤离武汉。这是各地医护人员离开武汉最多的一天，有些患者得知消息，赶来为救治他们的“亲人”送行。患者祝先生第一次看到湖南中南大学湘雅二院救治他的医护人员的真面目，激动不已。画面中的每一个人都强忍着感动，每个人的表情因为强忍而扭曲变形。

    这是患者和医护人员同时被感动的一瞬间，画面之外，还有一个人也被感动不已。他就是摄影者李舸。李舸后来在他的《武汉40天影像日记》中写道：我参加过非典、汶川地震等摄影采访，都曾被感动。而这次我更是经历了四万两千多次感动，眼泪一直无声涌出。

    他说的“四万两千多次感动”是特指。李舸是中国摄影家协会主席，2020年2月20日，中国摄协接到一个特殊的任务，要为全国驰援湖北的4.2万名医疗队队员每人拍摄一幅“最美逆行者”的肖像，打造一本特殊的“国家相册”。

    这既是摄影任务，也是新闻采访任务，李舸责无旁贷，他很快组建了一支只有4个人的赴湖北抗击疫情摄影小分队，以摄影的方式来纪念那些在危难关头挺身而出的战疫者。

    一个4人小分队，要赶在援鄂医疗队撤离前拍摄四万两千多张肖像照，而且不能干扰正常的医疗工作，用李舸的话说，有些像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因为医护人员大多是在吃饭时间换班，而只有换班的时间他们才能脱下防护服，我们也只有抓紧这个时间段才能拍摄到他们的脸”。“我们选的时间都是医护人员交完班，进入清洁区休息空间后的一个小空当。我计算了一下，我们为每个人的拍摄时间平均只有1分钟左右，而真正摘下口罩的时间只有几秒钟”。“有时我们拍摄位置就选在医护人员吃饭的桌旁——吃饭总得摘下口罩吧。有时拍摄点边上就是淋浴间，墙上会贴着‘扔口罩’的字样。医护人员进入淋浴间前会把口罩扔进垃圾桶，就在他们将要换新口罩之前，我们就抓紧给他们拍摄几张”。他们每天在医院拍摄十几个小时是常态，早晨8时戴着口罩进入医院，往往工作到晚上10时才能回到酒店。

    感觉不可能完成，还有一些别的原因，比如，防疫安全的问题，最初物资保障不足的问题，甚至拍摄十几个小时没有时间吃饭的问题。当然也有最初的恐惧心理和焦虑情绪。

    李舸们就是这样在忙乱和忐忑中开始记录疫情中的武汉，“当时我们想的就是尽一切努力，能拍多少是多少”。

    “我们所遇到的每个人身上，都有着足够感人的故事”

    任务是工作，可不仅仅是工作，慢慢地，李舸觉得这项特殊的任务变成了一项特殊的交流。

    给医护人员拍摄肖像的同时，李舸他们喜欢顺便问一下小的私人问题，比如，疫情结束之后你最想做的事，或者你最牵挂的人是谁。

    很多被拍摄者在镜头前端正而矜持，但在回答问题时不免真情流露，有的说牵挂着孩子，想回家抱抱宝宝；有的说想回去看看父母；有的说要去父亲的坟前上炷香……

    让他印象深刻的福建医生杜厚伟，是个性格刚毅的汉子。那天他从病房出来，看到李舸正在给护士们拍摄视频，嘴里嘟囔着：这都是女孩子喜欢的！不屑一顾地直接去洗澡了。等他出来，发现大家还在等他，就说，那我也录一下吧。结果他说道：“疫情结束之后，我要好好孝敬父母……”

    李舸感叹，面对镜头，医疗队员都说出了发自肺腑的心里话。他们的有些话平常在家中都不一定会对亲人说，而我们拍摄的视频成了他们释放情感的媒介。

    也有很多医护人员说自己最牵挂的是病房里某某床的大妈或大爷，希望他们能尽快好起来。他们拿出手机，手机里都有和患者的合影。

    他便让医护人员拿着手机，调出和患者的合影，再拍肖像，合成一个专题：“你是我最牵挂的人系列”。“这组照片出去后，很多网友说看到了新时代医患关系最理想的样子。这组作品之所以打动人心，和医护人员自身的事迹打动人心是分不开的。”

    他的四万两千多次感动就来自于这些医护人员的真情流露，来自于手机照片里的危难时刻，“我们所遇到的每个人身上，都有着足够感人的故事；所见到的每种世相背后，都有着不为人知的艰辛付出。”“我被深深打动了”，用他的话说，“每个生命都值得尊重，能够心贴心地去体察别人的处境与情感，知止而后有定，是对我职业上的一次次历练，也是对我人生宽度和深度的拓展”。

    与一座城共进退的机会，一辈子也不会有几次

    通过联络和组织，陆续有湖北摄协、人民画报、河南摄协的团队赶来，以及各媒体的摄影记者、部分医疗队的志愿者义务加入，在武汉的摄影分队达到60多人。这样工作进度明显加快了，由最初一天只能拍摄几十人，提高到能拍摄一两千人，一下就有了信心，于是一鼓作气，李舸他们只用了1个多月的时间，4月初就完成了原以为不可能完成的拍摄任务。

    任务完成，李舸他们却留了下来，此时已经不是为了任务，“还意味着责任和使命”。

    此时恰逢武汉开启离城通道，“我们还是决心留下来，走上街头，走进社区，继续为武汉保留影像图志，因为摄影这种艺术创作本身就是要体验社会生活、记录历史变迁。”“这种记录不仅仅是客观的景象，还有人的心境。例如，武汉重启时，老百姓刚刚走上街头时那种神态、表情，不到现场抓拍的话，是体验不到的。”

    他们小分队又拍了一组反映武汉“解封”后陆续恢复正常生活的“武汉生活图鉴”，这是一组“行人多了，车流密了，居民长宅的紧张渐次松弛了；围挡少了，交易多了，店家久封的门面开始迎客了。忙忙碌碌的消杀，来来往往的过客，临轩凭窗的打望，闲庭信步的逛吃。一个手势，一副笑颜，一时小憩，一人独舞……衣食住行的商机在苏醒，大街小巷的秩序在恢复，市井生活已有了，美好期待便多了”。“城市前行的脚步变得轻盈了”的写实，也是一组“武汉不容易，武汉人更不容易！在武汉的每个街角，都可以遇到一缕阳光；就算暂时处在阴影中，也能感受些许温暖”的写意。

    李舸说，艺术家的使命恰恰就体现在这里，你要真正跟生活融在一起，到现场去感受当事人的情感和命运，才能将对生命的体会和反思呈现在艺术创作中。

    拍完武汉生活图鉴，算下来，李舸已经在武汉待了66天，用他的话说，“第一次在同一个城市住满两个月”。

    是什么让他留下来？是“与一座城共进退的机会，一辈子可能也不会有几次”的珍惜；也是“每一个逆流而行、义无反顾的人，都是真正的英雄”“为伤痛中的武汉留下一本属于普通人的相册。最重要的工作就是诚实地拍摄”的感动；更是“从寒冬到暖春，从恐慌到淡定，从‘红区’到社区，从拍摄四万两千多名医疗队员到面对几百万武汉市民……我庆幸的是，在这里我留下的不是局外人的冷眼旁观，而是亲历者的深度思考”的使命。

    李舸用自己拍摄的123张照片做了一部短片，名为《武汉，9秒66天》。123，喻意武汉从1月23日开始，进入了一段艰苦卓绝的抗疫历程。而123张照片的曝光时长加起来大约只有9秒钟，而这短暂的9秒，却记录了漫长的66天，见证了“同心协力共渡难关的力量，拼尽全力倾囊相帮的力量”，见证了“医护人员、志愿者、社区干部、媒体工作者芸芸众生各具情态，街头巷尾皆有意趣，在抗击疫情的时代背景下，微观的视线里隐藏着厚重的力量”。

    武汉需要这份见证，报道真实、关注现实、留下感动、留住记忆，为英雄的武汉战疫时刻阐释何为历史的英雄，何为时代的楷模；武汉需要这份见证，记录城市重启、生活继续，撷取瞬间、凝固细节，为非常时期的武汉重振生活晕染一抹城市的人文底色。就像李舸在一次拍摄时，顺口问被拍摄者：“疫后你最想说什么？”

    “英雄的武汉让我终生不忘！”

    【访谈】

    武汉66天的拍摄，在我内心永留一抹亮色

    在武汉，我们并不是在进行一次艺术创作，而是一种生命的见证

    长江日报：您在武汉为4.2万余名医护人员拍摄了肖像，这个过程您说：“我们经历了四万两千多次感动。”这背后的含义是什么？

    李舸：我们不仅仅是在拍摄，而是以相机为媒介，与医务人员交心。在采访时，有医务工作者说自己的爷爷当年就是医生，而有的说母亲当年参与过SARS的救护工作……他们不仅是一种职业的接续，更是一种精神的传承，也许多少年后，他们的儿女也会说我的父亲母亲当年如何在武汉参加过抗击疫情的保卫战。我们拍摄完照片和视频后都会在第一时间发给拍摄对象，我们希望发过去的不是所谓的“摄影大片”，而是一份礼物，是他们人生重要时刻的留念，很有可能影响家中几代人。

    与其说我们的作品打动人心，不如说医护人员自身的事迹更打动人心。反过来，对于我们而言，武汉之行也是对我们职业精神一次非常好的塑造，更是对我们人生价值的塑造。经历过这么一次，我们的内心就会更坚定，就会朝着正道大步走。

    在武汉66天的拍摄工作中，我们摄影小分队的几个成员虽然每个人都有不同的收获，但都有一个共同的感受：在武汉，我们并不是在进行一次艺术创作，也不是新闻采访，而是一种生命的体验，一种精神的升华，我们是本着一种对历史负责的态度，为国家、为人民去记录。我相信再过多少年，我们或许为了生活每天奔波，或许还有各种烦恼与不顺，但我们的内心一定永远留存着一抹亮色。

    长江日报：从您这次武汉的拍摄经历看，最大的感悟是什么？

    李舸：艺术主要解决两个问题：人为什么活着？怎么活着？就像这次疫情报道，从来到武汉的那天起，我从“红区”走到社区，从寒冬走到暖春，在这个过程中，我们不只记录了医护工作者和新冠肺炎病房中的故事，还走进社区，看到了许许多多的人间真情。我们的工作从聚焦4万多医护工作者到面对几百万的武汉市民。对于媒体记者来说，我们更需要知道我们记录什么。

    职业摄影人是在用手中的相机、职业精神和职业水准为社会凝聚精神的力量。比如“为天使造像”，这个活动不仅仅是拍张照片、留个纪念，我认为这是一种历史传承。

    许多经典历史照片，让我们看到英雄之城其来有自

    长江日报：历史传承怎么讲？

    李舸：在中国摄影人心中，武汉是一块圣地。1938年，著名战地记者罗伯特·卡帕在武汉曾拍摄过抗日军民的肖像，这是在世界反响巨大的著名照片，让我们看到英雄之城其来有自。同样是1938年，电影导演袁牧之、摄影师吴印咸在武汉接受了荷兰纪录片导演伊文思捐赠的摄影器材，伊文思当时要去延安拍摄中国人民抗战的纪录片，国民党当局不让他去，他就在武汉把摄影机、照相机交给了袁牧之和吴印咸，这些设备后来到了延安，成了延安电影团最早的先进设备。可见，武汉是新中国电影和摄影事业的起点。

    在抗日战争年代，我们党的战地摄影师也曾承担过一件特殊的任务，给那些冲锋陷阵的敢死队队员拍张肖像。这像是一场出征的仪式，快门按下，战士们转身冲出战壕，慷慨赴死。其实当时物资匮乏，摄影师的相机里很多时候根本就没有胶卷，战士们也知道如此真相，但他们依然希望摄影师在他们冲锋之前拍照。为什么？他们需要的就是精神的力量。

    今天，我们镜头前的这4万多医护人员就是战士，他们是抗疫的勇士、抗疫的英雄。为他们拍照留念，会成为国家的影像、文献档案，更会让抗疫中凝聚的精神力量传承下去！

    李舸：我们都是从摄影爱好者一步一步成长起来的，大家为什么选择摄影？为什么爱好摄影？首先就是因为它能够给我们带来快乐，拿着照相机去拍照片，高兴、开心，这是我们的初心。

    但一路下来保持这种快乐状态很难。我们常常被各种诱惑、欲望所干扰，拍着拍着，不那么开心了，不像刚开始学摄影的时候那样无拘无束。摄影界有一位前辈说，中国摄影需要平静如水的影像，更需要平静如水的摄影人。摄影需要清清杂念静静心，减减包袱悟悟道。越往前走，拍得越久，越不要忘了当初为什么爱上摄影，问问自己发自内心的感受，是不是真的产生了想去表达的情感冲动，是不是悟出了一些高于常态的生活理念，是不是对当下社会环境有一种理性的思辨。然后用独特的艺术语言和呈现方式去探索，这才是艺术创作的起点。

    我们常常谈“人文”这个词，所谓：人文摄影，人文情怀。首先要搞清楚人文的基本概念是什么。“人文”出自于《易传》：“阴阳交错，天文也。文明以止，人文也。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中华文明为什么能够走到今天？核心就是文明以止。文明以止就是每一个人能以如日月光辉般的德行约束自己，同时去感化别人、教导别人。人文的核心在于你走得正不正行得端不端，你有没有思想的情怀去支撑你的作品，你能不能有独特的观点去表达你的影像。今天物质、作品和创作手段都极大丰富的情况下，我们应该静下来想想到底以怎样的影像去表达自己。

    我的答案是：影像随心，遵从内心的表达。

    长江日报记者周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