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10日，习近平总书记在湖北考察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时强调，要着力完善城市治理体系和城乡基层治理体系，树立“全周期管理”意识，努力探索超大城市现代化治理新路子。5月24日，在参加十三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湖北代表团审议时，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把全生命周期管理理念贯穿城市规划、建设、管理全过程各环节”。

何为“全周期管理”？超大城市现代化治理，为什么需要树立“全周期管理”意识？长江日报“求知”邀请到清华大学国情研究院副院长鄢一龙，为我们解读阐释。

超大城市集中度高，脆弱性也可能很高

求知：超大城市的治理为何成为一个突出命题？

鄢一龙：就像同样烈度的地震，发生在人口稀少地区与超大城市，造成的伤害是截然不同的。

任何灾害损失都可以用一个算式表示，分子是灾害强度（指灾害带来的冲击强度）乘以脆弱性（指在灾害冲击面前人类社会的易受影响程度），再乘以集中度（指人口与财富的集聚程度）。分母是对灾害的响应能力。由此可见，超大城市集中度高，脆弱性也可能很高。

超大城市人口众多、经济体量大，各种要素密集，人流、物流、信息流、资金流快速流动，这既是巨大的城市竞争力优势，在危机状态下，又会变为突出劣势，风险会在一个高度密集的区域快速集聚、快速爆发与快速扩散，灾害影响的人口规模，带来的损失都可能会很大。

求知：您说的危机状态，主要来自哪些？

鄢一龙：我们已经置身于一个风险社会，进入了一个各种类型风险高发时期，各种灰犀牛事件、黑天鹅事件爆发的概率上升。

首先，公共卫生危机、气候变化、自然灾害等各种危机进入高发阶段。人类对于生物圈的干预已经达到了空前程度，这很大程度上影响了生物圈自身稳定，各种类型灾害风险高发。

其次是国际环境巨大的不确定性。新冠肺炎疫情加剧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旧的国际结构正在变动，新的国际平衡尚未达成，整个国家外部条件充满高度不确定性。

第三是第四次产业革命带来的“非线性变化”。第四次产业革命会带给人们生产生活方式上的颠覆性变化，人类社会传统知识经验失效，人类社会将进入一个“非线性变化”时代，例如大规模就业替代、生命形态改变、生命伦理改写、社会组织形态重构等等，都会带来意想不到的巨大风险。

第四，现代社会的脆弱性。与传统社会相对隔离封闭的状态不同，现代社会的能源、信息、物质与人都形成了紧密连接的全球性网络，风险能够迅速扩散，并可能演变为巨大的系统性风险。同时现代社会的复杂性与巨大的扰动性，也使得现代社会变得更加不稳定，阶段性爆发的金融危机就是一个例子。现代性带来的脆弱性在超大城市体现得更为明显。

超大城市的风险管理要做到前期防范、早期遏制、中期控制、后期反思的全周期闭环管理

求知：面对“风险”，我们要有何作为？

鄢一龙：我们要注重对风险的治理。要把“安全”提高到跟“发展”同等重要的地位。这要求我们的管理思维要克服人类的主观偏向。世界上万事万物都有其生命周期，人类的思维方式很容易倾向于只问结果，不察原因；只重显态，不重隐态；只见一截，不见全龙；只保当下，不顾将来。同时，人类的思维模式，容易执着于当下，很难做到根据情势变化而灵活调整。我们的管理，需要顺应客观规律，做到与事物的变化周期相一致，实现全周期的动态管理、闭环管理。因此，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全周期管理相当重要。

求知：具体说来，“全周期管理”如何操作？

鄢一龙：全周期管理思想可以在城乡治理的不同侧面得到应用，超大城市的风险管理要做到前期防范、早期遏制、中期控制、后期反思的全周期闭环管理。

“不治已病治未病，不治已乱治未乱。”全周期风险治理最重要的是要做到事前防范。事前防范是指进行源头治理、潜藏态治理，这不但考验治理能力，更考验治理智慧。超大城市治理更要关注那些看不见的工作，定期对城市整体与各运行子系统进行“健康诊断”，识别治理隐患，主动疏导治理痛点，治理城市病，提升城市的健康水平，让超大城市有机体的每个系统处于健康的运行状态；对外部可能发生的各种类型的“战争”与灾害冲击进行压力测试；设立储备性课题，组织智库对于各个领域可能发生的“战争”与灾害冲击进行模拟推演，形成应对预案；加强应急物资储备建设，加强平战转换演练，提高平战转换能力；加强国民的国防教育、总体安全教育、防灾减灾教育。

早期遏制是指能够做到早期响应，能够抓早抓小，将风险扼杀在萌芽状态。此次全球性疫情，抗疫成绩比较好的国家和地区，都能做到早期响应。早期有效响应能最大限度阻断风险扩散的链条，把风险遏制在一个很小的范围内。

中期控制是指在风险事件发生后，能够动员组织足够的力量，实现有效控制。中国能够有效控制住疫情，根本上是依靠动员整个国家和全社会力量，对前所未有的新冠病毒发起总体战与阻击战。美国等抗疫失败的国家，既未能做到早期有效响应，同时也未能做到中期有效控制，星星之火变成了燎原大火，终于不可收拾。

全周期的风险治理要做到后期反思，每次出现问题都是发展与治理弊端的一次大暴露，是对于我们治理体系的一次大考与全方位诊断，每一次危机，我们都不能浪费，要推动全社会的反思，让那些打不垮我们的困难，成为我们进步的阶梯。

城市的“全周期管理”，就像人需要“健康管理”，具有“韧性”

求知：“全周期管理”的底层逻辑是什么？

鄢一龙：你可以把超大城市想象成一个人。人要有“健康管理”，要有“韧性”。

超大城市有自身的“循环系统”，物流、信息流、资金流、人流都通畅了，才能健康。同时它也有“神经系统”，有城市大脑这样的“中枢”，还有“终端”。当然还有进行生产活动的“运动系统”，同时和外部进行能量和物质交换的“消化系统”。

对于风险管理来说，最主要的是“免疫系统”。 这种“免疫系统”是双重的，一个是自发的免疫机制，社会的自发免疫系统，能够处理分散性信息，应对分散性危机，能够做出快速反应，进行自我适应式的调整，而不需要等待“中枢机构”做决定就可以自发进行免疫反应，因为“中枢机构”也会有注意力不足的问题。第二个是自觉的风险控制系统，通过政府决策，社会组织动员，有力地把风险控制住。第四次产业革命使得自觉风险控制系统更加智能化，智慧城市建设就如同在超大城市这个有机体中发育出它的“神经系统”，这个神经系统有“大脑中枢”、传输通道，也有各种类型不可计数的终端设备。例如像疫情中，手机支付能帮助实现精准的流行病学调查，它让我们对风险的识别和控制更精准、更智能、更高效。

求知：怎么理解这里所说的“韧性”？

鄢一龙：任何城市都无法规避风险，但我们必须有一种对于风险的适应机制，从控制论角度看，所谓的“韧性社会”是一种鲁棒自适应控制。它是控制论应对不确定性两种途径的结合：第一是自适应性，能够根据外部扰动做出相应的调整，第二是鲁棒性（robust），就是变中有不变，万变不离其宗。一个例子就是故宫等传统建筑，不是一个刚性结构，而是一个韧性结构。在地震波冲击下建筑会自适应摆动，它的基础、榫卯、斗拱等结构能够耗散、吸收、减弱地震能量，在强震中，能够做到“墙倒屋不塌”，整个建筑体系不会崩溃。从控制论的角度，韧性社会需要做到以下几点：

首先，能够有效识别偏差与风险。现代社会虽然是一个信息社会，但是对于风险做出准确判断却是很困难的。中国为了抗击疫情关闭了千万人口城市的出城通道，欧美许多国家却迟迟不能对疫情有足够重视，这不是由于没有信息，主要是由于认知屏障造成的。

其次，较强的风险抵御能力。整个社会从政府、企业到个人都能够未雨绸缪，“天黑有灯,下雨有伞”。

第三，风险消弭机制。韧性社会需要有各种的外部冲击的缓冲机制、衰减机制、“隔震机制”，能够柔弱胜刚强，将风险冲击消弭于无形。

第四，风险控制机制。社会的控制系统要足够强大，能够抵消外部冲击带来的扰动，使得社会回到正轨。

最后，最重要的是全社会中能形成应对风险和危机的“负反馈循环”。风险形成后，能够通过“负反馈循环”而不断减弱，大事化小、小事化无，整个社会在风险冲击下仍能保持其鲁棒性，继续沿着既定的方向前进。与此相反的是风险“放大”机制，或者说是“正反馈机制”。

中华文明是非常有韧性的文明，传统国家治理蕴藏着深刻的治理智慧，仍值得当代认真借鉴

求知：现代社会治理可以从中国传统治理智慧中借鉴什么？

鄢一龙：中华文明可亲、可久、可大，是非常有韧性的文明，绵延不绝5000多年。传统国家治理蕴藏着深刻的治理智慧，仍值得当代认真借鉴。

传统国家治理本末次序是导之以德、饶之以财、约之以礼、齐之以政、裁之以法。这相当于为社会风险发生设置了五道防线，第一道防线是道德防线。每个人的道德水准都很高，整个社会风险发生概率也很低。第二道防线是民生防线，“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让每个群体、每个老百姓生活都过得好，实际上也就铲除了社会动荡的土壤。第三道防线是礼治防线。礼之用弥纶天地之间，礼是一种人生在世，进退周旋，无所不在的柔性约束。第四道防线是政策防线。“政者，正也。”政策的制定和实施都要公平公正，这样就不会引起社会的不满。最后的底线才是法律惩治。现代社会治理有时候过分强调后端治理，有些本末倒置了，需要在现代的条件下去探索新型的德治、礼治等。

（长江日报记者 秦孟婷）

【编辑：贺方程】

（作者：秦孟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