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像同样烈度的地震，发生在人口稀少地区与超大城市，造成的伤害是截然不同的。超大城市集中度高，脆弱性也可能很高。

炎炎夏日，东湖绿道上的森林书店里凉爽宜人，书迷们来此淘书、看书、上网和品茗好不惬意。记者高勇 摄

超大城市人口众多、经济体量大，各种要素密集，人流、物流、信息流、资金流快速流动。这既是巨大的城市竞争力优势，在危机状态下，又会变为劣势，风险会在一个高度密集的区域快速集聚、快速爆发与快速扩散，灾害影响的人口规模，带来的损失都可能会很大。

我们已经置身于一个风险社会，各种灰犀牛事件、黑天鹅事件爆发的概率上升。

首先，公共卫生危机、气候变化、自然灾害等各种危机进入高发阶段。

其次是国际环境巨大的不确定性。新冠肺炎疫情加剧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整个国家外部条件充满高度不确定性。

第三是第四次产业革命带来的“非线性变化”。第四次产业革命会带给人们生产生活方式上的颠覆性变化，人类社会传统知识经验失效，人类社会将进入一个“非线性变化”时代，例如大规模就业替代、生命形态改变、生命伦理改写、社会组织形态重构等等，都会带来意想不到的巨大风险。

第四，现代社会的脆弱性。与传统社会相对隔离封闭的状态不同，现代社会的能源、信息、物质与人都形成了紧密连接的全球性网络，风险能够迅速扩散，并可能演变为巨大的系统性风险。现代性带来的脆弱性在超大城市体现得更为明显。

（特约专家：鄢一龙 清华大学国情研究院副院长）

【编辑：金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