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江日报-长江网9月10日讯（记者罗京）9月10日上午，武汉籍著名哲学家、北京大学教授张世英，在北京大学国际医院去世，享年100岁。当日，北京大学哲学系发布讣告，将于16日在八宝山举行遗体告别仪式。

讣告称，张世英为当代著名哲学家、哲学史家、美学家、北京大学哲学系著名教授、《黑格尔著作集》中文版主编、中西哲学与文化研究会会长、北京大学美学研究中心学术委员会主任、北京大学哲学教育终身成就奖获得者。

张世英生于武汉东西湖柏泉，成长于汉口，求学于西南联合大学，先后师从哲学大家贺麟、金岳霖，长期执教于北京大学。张世英专注于西方哲学特别是黑格尔哲学研究，晚年在中西文化比较研究上用力甚深。

长江日报-长江网记者曾于2015年对张世英进行了专访，张世英当时告诉记者，自己对哲学的兴趣，来源于柏泉古井旁的荷花池。荷花出淤泥而不染体现了辩证法的思维，让他对这门学问产生了一生的兴趣，在晚年书法作品中，他常以“柏泉老屋湾人张世英”落款。在其北京回龙观家中，最打眼的一件书画作品，是一幅水墨画风格的黑格尔立轴画像。

“父亲走得平静、安详，没有痛苦。在抗日战争的烽火中，他17岁从武汉东西湖柏泉走出，到鄂西恩施读高中，最终成为著名哲学家，离不开家乡的养育。”10日，张世英之子张晓岚告诉记者，父亲一生见到湖北学子、武汉同乡，“就像遇到亲人一样”。

东西湖柏泉街办事处文化站熊仁强，长期与张世英一家保持联系。他说：“张先生一直牵挂武汉，疫情防控期间多次通过其女儿了解武汉疫情情况，看到《新闻联播》报道武汉的相关新闻，特别激动。”

据了解，张世英生前一直向东西湖图书馆、柏泉街办事处赠送自己的著作、手稿。他曾向记者表示，自己收藏的一部分德文、英文书籍和杂志，在国内比较少见，百年之后将捐赠给东西湖图书馆，供家乡学子借阅。熊仁强介绍，柏泉正在规划建设张世英书院，通过展示张世英的生平、思想、手稿，以纪念这名当地走出去的文化名人，为群众提供一个新的文化空间。

2015年3月22日，《长江日报》读+周刊曾刊登对张世英的专访，全文如下：

武汉籍著名哲学家张世英谈家教、家风

父亲总是对我说， 要做真正的人

张世英先生。 丰汨 摄

【人物名片】

张世英，武汉东西湖柏泉人。在柏泉生活到9岁，此后随父入城，就读于汉口市立一中、湖北联合中学。1941年，以湖北中学会考第一名，考入西南联大，师从哲学大师贺麟。毕业后，他先后执教于南开大学、武汉大学。

1952年，张世英调入北京大学，以西方哲学特别是黑格尔哲学研究为其学术志业。

张世英著作等身，在国内哲学界享有极高声望。2012年，北京大学哲学系创建百年，他与黄枬森、杨辛、汤一介四位老教授被授予“北京大学哲学教育终身成就奖”。

今年（2015年），北京大学出版社将出版《张世英全集》。去年，由他和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赵敦华主编的“最伟大思想家”45册套装丛书，成为年度最受欢迎的哲学入门读物。

张世英生于武汉东西湖区柏泉一书香门第，中小学在汉口就读，曾短暂在武汉大学执教。年前，记者与东西湖区柏泉相关人士一道，在北京其回龙观家中，探访了这位武汉籍的哲学大家。

曾是汉口有名的“学霸”

哲学家的同学，是诗人。采访时，提到长江日报，张世英说很熟悉，“我同学曾卓曾在你们报社工作过。”

张世英回忆，小时候的曾卓非常调皮。9岁时，张世英从汉口西郊的柏泉小镇转入市内读书，着装都很土气，“我还戴着那种清朝时期的瓜皮帽，曾卓总是揪我的帽子。”

曾卓文笔很好，后来成为诗人，张世英不感到意外。张世英说，国文课上，老师念的范文，以曾卓和自己的居多。

让张世英记忆犹新的是，在汉口市立一中（现武汉一中）读书时，举办全市中学生数学竞赛、作文竞赛，他都获得了第一名，在汉口中学生中一时名声大震。数学竞赛颁奖时，给张世英颁奖的，是时任汉口特别市市长吴国桢的夫人。

“上世纪30年代的汉口，贫富悬殊较大，马路上黄包车车夫经常被警察欺负。”张世英说，每次看到警察打车夫时，自己都要上去理论几句，这样车夫就可以乘机逃走。

老家柏泉，“婆婆磨媳妇”；汉口市区，警察打车夫。这两件事，给张世英留下一生的印象。他说，一般人看我的哲学，觉得很玄乎，其实我思考的出发点，就在这里，“人间为什么有这种不平等？”

抗日战争中，武汉沦陷后，张世英随学校迁入宜昌。1941年，湖北中学生会考，他又获得全省第一名。

从朱自清的《背影》中读懂父亲

对于一个学者而言，家中的书柜往往是最令人感兴趣的地方。张世英的书柜有两面墙，大部分是哲学书籍。其中相当部分，是各类德文和英文原版书籍。

而客厅另一角，有浓郁的中国传统文化韵味，水墨丹青、古色古香。老先生近年对书法颇有兴趣。客厅中的挂着署名“柏泉老屋塆村民张世英”自书的陶渊明“五柳先生传”。

陶渊明，是张世英的父亲张石渠先生最喜欢的古代文学家。回忆起父亲，张世英眼角湿润。他说，在西南联大求学时，读到《背影》，发现朱自清写的父亲和自己的父亲相像，“我去问他，知道我和朱先生成长环境相同。”

张石渠毕业于国立武昌高师（武汉大学前身），受过新式教育。张世英说，父亲思想清高，以耕读为乐，虽在汉口教书，但是一直把家安在柏泉，“他常常下地干活，戴着近视眼镜、挑着粪桶、赤脚站在田间。”

父亲对张世英的教育方法，比较传统。张世英说，从5岁发蒙，到9岁离家，自己一直是在父亲的教导下自学，先学《千字文》，再背《论语》、《孟子》、《古文观止》，“背不下父亲就打、罚跪。”

父亲最喜欢的陶渊明诗词，张世英记得最牢。等到张世英读小学时，国文游刃有余，八十多年后仍对古文经典把控自如，他才品出传统教育的优点和父亲的苦心。

“我读大学前，一直都是用文言文写作。”他说，直到西南联大时，国文课老师李保田，强令他用白话文写作，才改变过来。

黑格尔与陶渊明“辩证统一”

张世英治西方哲学，一生却对中国传统文化及其内在精神情有独钟，颇多思考。他观察到，在中国文化思想史上，争取自我觉醒、个性解放的特立独行之士，代不乏人: 先秦的屈原，汉代的司马迁，魏晋的嵇康、陶渊明，以至明末的李贽。

但另一方面，他们为了自我的独立自由而付出的代价却非常凄惨: 或自投江湖，或惨遭屠杀，或陷囹圄而自刎，或归隐田园。

“西方人实现自我的历史因个性解放较早而显得神采飞扬，那么，中国人实现自我的历史则显得十分悲壮。”晚年，张世英将中西比较哲学，尤其是西方哲学中黑格尔主客二分主体性哲学与中国“天人合一”传统思想的比较融合作为学术研究方向。

老一辈中国学者，有一个很有趣的现象：早岁负笈到西方留学或者以西方学问研究为旨趣，但是最终转向到中国传统文化研究。比较明显的，如吴宓、陈寅恪、钱钟书。

从黑格尔哲学中回归到中华传统文化研究后，张世英在哲学上主张克服西方哲学的“主客二分”中极端主体膨胀影响，以突破中国传统哲学中“天人合一”中主客体区分不足的思维方式弊端，实现主体觉醒，求得自我的解放。

而在美学上，中国传统的“隐秀”和“言外之意”的含蓄美，也可以与西方文化中重视理性美、直观美形成互补，达到美在自由。

张世英说，自己能够记事，到现在已经90年，这种学术关怀的回归，符合辩证法。

【访谈】

父亲手把手教我写文章

读+：您在武汉出生长大，您觉得您的家庭和父亲对您最大的影响是什么？

张世英：我父亲对我是很严格的。可是我到现在想起我的家庭，谈我的感情，我总是提到我的父亲。

我小的时候，他就教我念《论语》、《孟子》，要我背，背了之后每个礼拜要写一篇文言文。我写了之后，他亲手指导，文章该怎么写，讲得非常细致。记得我5岁以后，每一个礼拜教我念一篇《古文观止》，念一篇文言文。念了之后，叫我在旁边坐着，坐着你去背，背熟了，大概也就是半个小时，然后在他的面前，把书给他，背完了他说，行，出去玩去。这样就解决了。

饮水思源，我的文章能写得不管说好不好，能够有今天这样一个成绩，首要的是归功于我父亲。他的文言文写得好，教我也教得特别细致。所以尽管说我挨打，别人说张世英是挨打长大的，但是我觉得我的整个人生，包括我的性格，我现在的哲学思路，就写文章来讲，都是我父亲一手一笔的教给我的。所以我现在只要提起来，我总记得我的父亲。

读+：除了文章，您父亲对您在人生方面的影响有哪些？

张世英：他一方面打我，一方面他爱护我到什么程度呢？有一天，他自己玩双杠，玩双杠不小心摔下来了，背摔伤了，躺在床上不能动。我睡在他床旁边的一个窄的绷子床上面，夏天，蚊子来咬我，他的背不能动，手还拿着扇子给我扇蚊。

父亲总是对我说，人要有真情实感，待人要真心，做真正的人。我父亲喜欢住在柏泉，我想念我的家乡，因为家乡有口柏泉古井，旁边荷花塘对我影响很大。

我记得，在古井旁，我父亲教我，荷花是从污泥中长出来的，可是它非常清新。他说人也该这样，人要有自己独立的人格，不随波逐流，不随声附和。

我为什么学起哲学

读+：在西南联大，您为什么多次转专业，并最终选择了哲学作为自己一生的志业？

张世英：说到专业，其实我一直有小国寡民的老庄思想。这是受我父亲的影响，不愿意当官，也不喜欢太复杂的人际关系。我念高中的时候，虽然我的文章写得好，但是我兴趣更多的是数学，一直读的是理科。

后来到西南联大后为什么去读经济系，是因为我高中毕业，被国民党政府列入了黑名单。这对我打击很大。我想探讨人生，改造社会，所以立志要学文科。

但是没有想到，在经济系、社会学系都没有这样的科目。在西南联大，当时无论是经济还是社会都要念哲学概论。我念的概论是贺麟开的。贺麟讲黑格尔的辩证法时，以“荷花出淤泥而不染”这一中国古人最推崇的典故为例，说这是对黑格尔“扬弃”和“对立统一”辩证法最生动的诠释，“没有经过污泥考验的清高不是真清高”。

这跟我父亲从小和我讲的一样，这个很奇怪。这就是辩证法，他讲的真地道。我说我要转哲学系，我是这么样转到哲学系的。

闻一多对我评价很高

读+：您的夫人是闻一多先生的干女儿，您和夫人是怎样认识的？

张世英：在联大，我还是属于中间派。大概念二三年级的时候，在茶馆里面认识了我的妻子彭兰。

当时，西南联大图书馆很小，我们一早上起来就拿着一本书啊到门口吃一个饼，然后坐茶馆，在茶馆一泡就泡一个上午，吃了午饭又去泡，泡一个下午，都是在茶馆里面念书，我大学百分之八九十时间都是在茶馆里面。

彭兰是联大中文系学生，也是湖北人。她是一个进步人士，还在武汉读高中的时候就是左派。彭兰在西南联大有“女诗人”的称号，她的老师朱自清、罗庸都很欣赏她，经常把她的诗抄到黑板上面，让同学欣赏。闻一多觉得她功课好，把她收为干女儿。

有一天，她对我说，闻先生想见你。我当时想，大概是闻一多想考考我。在闻先生家里谈完话后，闻先生对我评价很高，说这个孩子很有思想很有前途。这样我们两个就结婚了，在昆明结的婚。闻一多先生是彭兰的主婚人，我的主婚人是文学院长冯文谦，证婚人是汤用彤先生。我记得我们结婚时就是三位先生和他们的太太。

哲学思想上受金岳霖影响最大

读+：您的专业老师贺麟、金岳霖，以及闻一多先生，对您以后的人生都有什么样的影响？

张世英：当时给我影响最深的还是闻一多。闻先生知道我当时一天到晚只管读书，他对我说，要走出象牙塔。这也是他在西南联大一般同学中都叫得最响的口号，不能一天到晚在书本里面淘来淘去。在他的影响之下，我慢慢地走向进步。

但是从哲学的思想来讲啊，我受影响大的还是金岳霖先生，因为金先生是搞分析哲学的。我这个人的脑子，是喜欢数学的。到现在我还是爱分析，这点我是受金先生的影响。再加上金先生当时又特别夸我，说你是个数学头脑，你应该跟着我学数理哲学。

我大学毕业的时候又被保送做研究生。当时北大清华都有研究院，这两个研究院让我选择，我选择的是清华，我想到清华做金先生的研究生。后来贺麟先生说，你毕业论文都是跟着我的，我是北大的，怎么就没有选北大，我说我的兴趣还是数学，还是想搞数学搞分析哲学。贺先生还是很宽容，后来一直对我仍然很好。

我是做清华的研究生，但是清华当时做研究生要交钱。我家里很穷，为了生活只好去南开大学当助教了。这样，我的研究生就没有念成功，但是我的思想，我的哲学从思想方法上来讲，是受金岳霖先生影响最大的。

小镇为什么频出名家  张世英解读柏泉现象

柏泉，位于东西湖西部，武汉郊区一个小镇。与其他乡镇不同，柏泉近百年来，人口一直稳定在1万多人左右。

虽然人口规模不大，但在近代史上，柏泉却名人辈出。既有近代汉口巨商刘歆生，也有实业家张松樵。著名音乐家周小燕的父亲周苍柏，也出生于柏泉。还有数学家周绍濂、文学家李格非，均为各自领域名家。

在近代武汉开埠以后，新中国成立之前，柏泉以万余人口的数量，产生如此之多名人，在武汉小镇独领风骚。去年，刘歆生研讨会上，这一现象曾引发过众多专家学者的探讨，有的将其归结为西方文化传入较早，有的认为是地理位置优势，还有的主张是亲缘社会“传帮带”的结果。

对于柏泉名人现象，张世英有自己的分析。“我认为柏泉出能出这么多人，与其地理环境有一定关系。”张世英虽然9岁就离开柏泉，但至今仍以“柏泉老屋塆村民”自居。

他说，古希腊之所以有众多哲学家，在于其独特地理环境，爱琴海上众多岛屿，人们需要沟通，沟通产生思考。同样，柏泉在旧社会四面环水，境内又有山丘，能陶冶人情操，扩张人的胸襟。

【编辑：贺方程】

（作者：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