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洪波/文

“每个中国人都应该记住严复”，近日媒体反复说着这句话。

事实上，今天任何接受过义务教育的人，都知道严复、《天演论》、“物竞天择，适者生存”。这些都是“知识点”，应该记住严复，当然不只是这样记住。

1898年《天演论》出版。“一部进化论译作”远远概括不了《天演论》所带来的震荡。鸦片战争以降近六十年间，中国有过多次战败，冲击巨大；睁眼看世界、洋务运动、维新运动、甲午海战，诸多变故和革新思想已经有过，《天演论》仍然振聋发聩，原因在于它带来了思想范式的改变。此前，讨论中西问题还在于体用，《天演论》之后，“适者生存”，不适者将灭亡，何为体何为用还有什么意义?

如果说数千年未有之变确实存在，那么《天演论》在思想上完成了这一变局。过去观察历史、社会与现实的眼光被颠覆了。它不是说中国如何，西方如何，而是说人类社会的一般道理，无分国别、民族、历史、宗教怎样，生死在于是否适应竞争，从而是否得以被天道所选择，规律不过如此。这就可以理解，为何《天演论》可以作为中国现代思想的起源，又为何无论现代人物政治取向如何、思想观念如何，众口一词地推崇严复及其《天演论》。

从真理论的角度来说，糅合赫胥黎和斯宾塞思想而形成的社会进化论，使生物学的达尔文主义一变为社会达尔文主义，并具有了世界观的意义，它既有忽视人的创造性、生产关系、社会复杂性的弊病，也有产生使侵伐、掠夺、屠杀乃至种族灭绝获得合理性解释的效果，很难说是“好”的社会哲学和历史哲学。不过，至少在解释学意义上，它可以作为航海时代以来世界殖民主义全球化的一种认识框架，并契合19世纪下半叶以后中国人思考的主题，《天演论》在中国引发了历史观的革命。

中国传统的历史观，概而言之，分为两种，一种是以《易经》认识框架为准则的循环历史观，基本表述就是“分久必合合久必分”、“治久必乱乱久必治”，“周行而不殆”；一种由《左传》奠定的复古历史观，认为上古三代才是历史的黄金时代，今不如昔，一代不如一代。简单地说，有价值的东西或者是陈陈相因不可强求，或者是必须向过去寻找，就此，中国人在时间上的价值取向是循环的，甚至是向后的。

《天演论》坚决否定这两种认识。它介绍了统合自然史与社会史的进化观念，如此具有构造性的解释、认识和预测框架，本身具有震撼感，挟中西半个多世纪交手的胜负结果而来，力量很大。“中之人好古而忽今，西之人力今以胜古，中之人以一治一乱、一盛一衰为天行人事之自然，西之人以日进无疆，既盛不可复衰，既治不可复乱，为学术政化之极则”。相信进化是第一法则，就意味着扬弃过去、憧憬未来，价值取向上不认为“一切都有，只待循环”，也不承认上古三代具有黄金时代的属性，即使有，那也是过去，不仅不能行之于当下和未来，而且不比当下和未来的现实更好。

《天演论》带来了历史的新书写。中国的历史向来以朝代更迭为基础，至此一变为历史分期的写法，以体现或落实进化论或进步主义的观念。梁启超提出要以人群进化之因果为历史叙述标准，将中国史分为上古至秦的上世史(中国之中国)、秦至清乾隆末年的中世史(亚洲之中国)和清乾隆末年以后的近世史(世界之中国)，民族演进和政治体制变革成为主线。此后，直到今天，中国历史分期问题一直被讨论，传统史学阐发道德线索与治乱循环的价值意图被新史学取代，新史学突出时间性、进步性、因果关系、规律性、前进趋势。

《天演论》开启了中国人的现代自觉。被动的洋务应对，代之以对竞争性共存的时代体认，“现代”作为一个时代概念被不断提及、强化和塑造，视历史断裂而非延续为常态的新思想，视当下为历史最高峰的自我中心主义信念，赋予“现代”以新奇、时髦、先进的正面意义，比以往任何时代的人更乐于标榜性谈论自己生活的时代(现代)，以及制造“时代落伍者”概念并予以贬义属性……这些都是《天演论》之后发生的事情。

在严复之后，“中学有中学之体用，西学有西学之体用，分之则两立，合之则两止”，“体用一致”、“本来一致”，成为新的共识。面向未来而非过去的进化史观，致力于现在而非致力于复古或想象未来的社会观，得以确立。现在收纳了过去，奠定了未来，成为时间的中心。文化的新旧冲突映射到一切方面，使“新”几乎成为神圣的象征，就连开辟了这一大道的严复本人也被扫荡。

严复还有《原富》(亚当斯密《国富论》)、《法意》(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群己权界论》(约翰穆勒《论自由》)等译著，他的译书选择今天看来仍是极具思想穿透力的。但终究，他是那个“做过《天演论》的人”。历史是复杂的合力，不仅在于严复自身。

刘洪波1966年生，湖北仙桃人。本报评论员，高级记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