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十九大以来，世情国情发生了重大变化，在因应这些变化、领导推进新时代治国理政的实践中，习近平总书记发表了一系列重要论述、作出了许多新判断，进一步丰富发展了党的理论创新成果。作为反映这个理论新成果的《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三卷，包含着经济政治军事文化社会生态、治党治国治军等丰富内容，其中第三部分集中论述了完善和发展我国现代化国家治理体系，这对我国深化改革开放、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具有关键作用。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当代中国发展进步的根本保证。它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根植中国大地、具有深厚中华文化根基、深得人民拥护。它在改革开放的实践中成长完善起来，又为改革不断推进提供制度保障。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在改革实践中系统、有力地推动制度创新，把马克思主义政治学说中国化推进到一个新阶段，充满实践辩证法的智慧，为制度自信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撑。

“摸着石头过河”与顶层设计相互促进

“摸着石头过河”与顶层设计，生动体现了社会主义制度建设中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理论与实践关系的原理，理论来源于实践，又用于指导实践。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在改革开放40多年历程中，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是划时代的，开启了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历史新时期；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也是划时代的，开启了全面深化改革、系统整体设计推进改革的新时代，开创了我国改革开放的新局面”。从认识论看，“摸着石头过河”是一个从改革实践上升为理论认识的过程。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启了改革开放新时期，改革开放是前无古人的事业，没有现成的规章可循，就要在改革的实践中去学习改革。随着改革深入，一系列新的制度确立起来，我们对改革的认识也形成了邓小平理论这一完整的理论体系，为顶层设计奠定了实践和理论基础。顶层设计则是以新理论指导新的制度建设实践的过程，正如列宁所说“没有革命的理论，就没有革命的运动”，而马克思主义发展史就是一个在实践基础上不断理论创新的历史。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导下，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开启了全面深化改革、系统整体设计推进改革的新时代，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更是一次制度建设顶层设计的全会，专门研究制度改革，总结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体系的特色和优势，明确了“巩固和坚持什么”“完善和发展什么”，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治理体系现代化指明了方向。

守正与创新辩证统一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发展历程也体现了守正与创新的辩证统一。守正就是要明确并做到“坚持和巩固什么”，创新就是要明确并做到“完善和发展什么”。 守正是创新的基础，创新是进一步夯实基础的动力；守正是扎根大地的根干，创新是迎向阳光的枝叶。

守正，既要坚持中国五千年历史中制度文化的优秀成果，更要坚持党领导人民在革命、建设和改革中创造出来的、为实践证明卓有成效的制度文化和制度体系；既要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根本制度、基本制度，又要坚持制度所由来的基本思想和理念，坚持制度所服务的人民利益。新中国成立70多年来，党领导人民创造了世所罕见的经济快速发展奇迹和社会长期稳定奇迹，证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根本制度具有正确性，重要制度安排具有合理性，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将之概括为我国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十三个方面的显著优势，这些是我们必须巩固和坚持的。

创新，就是要根据实践发展和世情变化，对一般制度和具体制度进行适时变革，以利于生产力发展和人民对美好生活的期待。它是既克服又保留，即克服不利于社会发展的制度因素，保留发挥有利于社会发展的制度因素，从而使制度更具科学性及合理性。改革开放的过程就是一个制度创新的过程。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对坚持和完善党的领导制度体系、人民当家作主制度体系、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体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等等，提出了上百条需要通过创新来进一步完善和发展的具体要求，以此补制度短板，强制度弱项，构建系统完备、科学规范、运行有效的制度体系，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提供有力保证。

问题导向和目标导向协调推进

问题导向体现了实事求是的科学精神，目标导向体现了为人民服务的价值追求。为了更好地实现目标，就要解决好时代的经济社会问题；如何解决这些问题反过来又受人们的目标和信念制约，二者的协调推进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建设科学性与价值性并重、合理性与合法性兼具，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自信奠定了坚实哲学理论基础。

中国共产党为之奋斗的目标决定了我国制度建设的基本方向；问题是时代的声音，每个时代的问题给我们一般制度和具体制度的建设烙印上自己的特色。自成立之日起，中国共产党就把实现民族独立、人民解放的目标写在自己的旗帜上，为着实现这一目标，在前行中党领导人民面对一个个不同的时代使命和任务，不断解决一个个的时代问题，从而创造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一个个理论成果，形成越来越成熟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体系。概而言之，党领导人民先后完成了站起来、富起来的历史使命，现在正为“强起来”的伟大使命而努力奋斗，正在推动、也需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治理体系进一步现代化。

为实现人民幸福和民族复兴的中国梦、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我们制度建设过程中有许多问题要面对，许多困难去战胜，既有经济社会政治文化生态等社会发展进程中积累的矛盾与问题，也有自然灾害、公共卫生等重大突发“灰犀牛”事件。针对社会发展进程中的矛盾与问题，我们正是通过不断的制度改革与建设来解决它。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的“我们已经啃下了不少硬骨头但还有许多硬骨头要啃，我们攻克了不少难关但还有许多难关要攻克”。为应对重大自然灾害、公共卫生等重大突发“灰犀牛”事件，我国逐步发展起来彰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势的“新型举国体制”。社会主义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势，在1998年抗洪、2008年汶川地震救灾重建、2020年抗击新冠肺炎等重大灾害应对中一再体现出来，这可以称之为应对重大灾害的“新型举国体制”。特别是面对今年新冠肺炎重大疫情，我们上下同心四方联动，全国支援湖北和武汉，不但在较短时间内控制住疫情，还在疫情大战大考中不断推进了社会治理的现代化，对国家应急管理体系等15种相关体系、重大疫情防控和响应等9种机制、重大疾病医疗保险和救助等4种制度，进行现代化改革。这种重大灾害应对的“新型举国体制”，以优秀传统文化守望相助的精神、中国共产党为人民服务的政治追求和执政理念为文化根基，以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为政治基础；它有全面动员的自治社区和村庄做支撑，由饱含牺牲与奉献品质的“最美逆行者”来实现；它“新”在以现代化信息技术发展为手段，为精准施策提供了可靠保障，实现市场经济与政府对人力财力物力的协调调度相结合，社会治理中活力和秩序有机统一、民主和集中有机统一。

□ 蔡贤军

（作者系湖北美术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湖北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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