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出国作战70周年，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向参加抗美援朝出国作战的、健在的志愿军老战士老同志等颁发“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出国作战70周年”纪念章。值此之际，特刊发抗美援朝老战士李汝楠的回忆文章，让我们和他一起重温他和战友们的战斗经历和故事，重温那段难忘的战争岁月。

李汝南获颁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出国作战70周年纪念章。记者荆振生 周璐 摄

四川娃初中毕业，应征入伍当文化兵

1950年12月初，中国人民解放军完成了在贵州的剿匪任务，返川归建。部队途经我的老家四川叙永县，招收数名文化兵。我初中毕业，辍学在家，遂报名应征入伍，被分到团宣传队二组当宣传员。组长岳连中同志告诉我，宣传队属团政治处领导，中心任务是及时了解部队中的好人好事，编成节目，以文艺形式，宣传他们的先进事迹，活跃部队文化生活，鼓舞士气。

李汝南。记者荆振生 周璐 摄

参军次日，部队南下。经过几天行军，到达四川泸州市。我团驻扎在长江北岸南田坝区，在那里大约休息了一个星期。有一天，宣传队召开全员大会，张队长在大会上传达了上级关于十五军奉令参加抗美援朝，随时准备北上命令。会后我们分组学习了有关抗美援朝的油印资料。两天后全团奉令从泸州市北上至河北邢台市。因部队将在这里更换全新苏式装备，住的时间较长，上级允许北方干部的家属来队探亲。为安排探亲家属的食宿，团临时组建了招待所。我被抽调到招待所帮助工作。

招待所在百泉村，这是一个有400多农户的大村庄。我的房东是一个四口之家，房主朱大爷六十岁开外，慈祥善良。有一天夜晚，朱大爷老两口到我房间，谨慎地问我，能否帮他给在外地工作的儿子写封信。我有点惊诧，立马答应，并问了他们要给儿子写的内容。他俩见我如此爽快，高高兴兴离去。第二天一早，我把朱大爷两老及其儿媳叫到一块，把我写好的信念给他们听。信中写了不少媳妇对丈夫、老人对儿子亲切关心的大白话。他们听后，先是一脸惊讶，接着连声道谢，问我要收多少钱。我听后笑道，写封信还要收钱，算什么子弟兵！两老告诉我，村民写信要到距村十多里外的邻村，找一位私塾先生代笔，不仅收钱，取信还得等五六天。写的内容不多，文绉绉的，念给他们听也听不懂，以后就很少去了。

李汝南。记者荆振生 周璐 翻拍

给朱大爷写信后，从此每天都有本村和邻村村民找我代笔。代笔内容除信函外，什么红白喜事请帖、借条收据等五花八门。我尽力满足他们的要求。招待所所长大力支持我，给了我不少的空余时间。随之就不断有村民给我送来大枣，核桃，甚至还有腌制的驴肉等食品。我当面婉言谢绝，还向他们介绍了解放军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但多数村民是在我不在家时放下东西就走，连朱大爷一家都弄不清什么情况。我只好把这些东西分给房东和来队家属共享。很欣慰的是我刚来村时，村里老人称呼我“解放军小同志”，现在改叫我“解放军小鬼”，我听了心里暖乎乎的。

之后回到宣传队。在一次全队大会上，队长表扬了我在招待所的工作表现。作为一个新兵，受到如此嘉奖，增强了自信心，我激励自己要更加努力。

高唱着“雄纠纠，气昂昂，跨过鸭绿江……”向着朝鲜战场挺进

回宣传队已是1951年3月下旬，全团从邢台登火车出山海关。次日凌晨，车至鸭绿江边辽宁省凤城县，这里与朝鲜隔岸相望。每天可见对岸敌机在空中盘旋，时有炸弹声传来，火药味浓浓。

在凤城我们的主要任务是进行临战前的演练，在坚硬如石的冻土上挖工事。数公斤重的铁镐挖下去，只见冻土上火星直冒，一两镐才能挖进两三公分。我体能差，全靠老战士们的帮助，一上午才能挖成一个不像样的掩体。几天工夫，手上已满是血泡，疼痛扎心。

右为李汝南。记者荆振生 周璐 翻拍

1951年4月上旬，我所在的部队等来了入朝的确切日期。临出发前三天，我们停止了所有战备演练，整理行装。按规定每人只准带生活必需品：薄棉被一床，去掉棉花的军大衣一件，胶鞋两双，一两件内衣裤、一个挎包、一个军用水壶，洗漱用品等，加上新发放的医用救急包四个，手榴弹两枚，压缩饼干一公斤，还配发了一张重约四公斤的四方形多用生胶布一张（该胶布收缩后可成雨衣，撑开即可铺地支起成雨篷）。总重量近25公斤。这是团机关干部战士和宣传队员的行装，干部还配有五四式手枪一支，连队战士还有枪支弹药。

4月中旬的一天，全团人员全副武装从凤城行军至丹东市郊一大型广场，参加全师入朝誓师大会。上午，全师部队相继入场。广场北面主席台正中悬挂着毛主席和朱总司令的巨幅画像，主席台两边飘扬着十多面鲜艳红旗，容纳万余人的广场显得庄严肃穆。干部战士的脸上洋溢着即将战斗的激情。主持大会的戴光参谋长宣布誓师大会开始。崔建功师长手持话筒昂然走到桌前，以宏亮的声音向同志们问好，随即讲了抗美援朝的伟大意义，我师的光荣传统，先期入朝志愿军的英勇事迹。师长讲完话后带领全师干部战士高呼誓词：“抗美援朝，保家卫国，不怕牺牲，勇敢战斗！……”全师指战员，随着师长的领呼，齐声响应，一时广场上空回荡着我军战斗必胜的豪言壮语。

记者荆振生 周璐 翻拍

宣誓完毕，参谋长大声高呼：“大会结束、向朝鲜战场进发！”

顿时锣鼓喧天，全师部队高唱着“雄纠纠，气昂昂，跨过鸭绿江……”的志愿军战歌，向着对岸的朝鲜战场挺进。我团跨上鸭绿江大桥时，已是下午3点左右。我们迈着矫健的步伐通过大桥。

体重不足40公斤，负重25公斤，咬紧牙关苦撑第五次战役

从鸭绿江桥头至朝鲜北部边城新义州约一两里地。当我们踏上市区时，首先映入眼帘的是断壁残垣、遍地瓦砾。经过市区千余米，未见一幢完整的建筑。从一些半层楼上透出的微弱灯光，可以想象新义州战前的繁荣景象。时已黄昏，常有三五成群的百姓站在废墟上向我们招手致意，几乎全是老人、妇女、儿童。几个月的战争，一座繁荣的城市即遭到如此毁灭性的破坏，与一江之隔的丹东市成为天壤之别。战争的残酷、美帝国主义的暴行，激起大家无比的愤怒。

离开市区一两公里，天已全黑，部队转入山道行军。

朝鲜战场敌人控制了制空权，从鸭绿江边至战斗一线，数百公里的运输线上，每隔二三十公里，敌人都设置了封锁区。每个区域至少两平方公里。每过三四小时，多架次敌机飞临上空。白天，敌机常低空飞行至距地面四五十米；入夜，敌机在降落伞牵引下向封锁区投放无数的照明弹，把区域内光照如白昼。盘旋空中的敌机不管是否有目标出现都要例行地狂轰滥炸，使志愿军部队和后勤运输车辆遭受严重的损失。后来我军创建了山顶防空哨，在运输线周边山顶上每三五里地设一防空哨位。当第一防空哨位发现敌机轰鸣声即向敌机航向的下一个哨位鸣枪示警。行进中的部队和运输车辆听到枪声，或就地隐蔽或绕道前行，极大地减少了我军的损失。

朝鲜北部山多林密，荆棘丛生，山路崎岖，蜿蜒曲折，坡陡路滑。虽近四月，气温仍多在零下，寒气刺骨。时年我刚满17岁，身高1.55米，自幼多病，体重不足40公斤，负重达25公斤左右，初行尚可，走十多里后觉着双肩如有千斤重压，两腿像捆绑着承重沙袋，我几乎是一步一摇晃，小腿不自觉地颤抖；又担心远距离掉队，咬紧牙关苦撑。每遇下坡，我就坐在雪坡上，两臂撑地用力，顺势滑行，减轻了走路的负重压力，但手脸裸露的地方，常被树枝、尖石、冰凌划伤。每到宿营地，放下东西，全身骨架像散了似地瘫倒在地，肌肉酸痛，尤其是足板磨起的血泡，走路时没啥感觉，一旦躺下，如针刺心，痛入骨髓。同组老同志吴从善身高体健，从入朝行军开始，他就紧跟我左右：我跌倒了他扶我起来；爬陡坡他把我身上的粮袋背到自己身上；有时我掉队远了，在黑坳坳的山道上，他陪伴着我，一面说着鼓励我的话，一面讲他过去艰难的经历。到了宿营地，他给我舀来热水，挑治我足板上的血泡，整理好地铺后让我先躺下休息；日暮黄昏，总是他先起身，把要带的东西收拾妥当，才把我叫醒，又是一夜的苦行军。从入朝到第五次战役的行军征途，我都是在老吴同志贴心的扶助下，才得以顺利地抵达前线，他是我终身难忘的战友。第五次战役结束后，团宣传队解散，我俩各奔东西，后来听说老吴在五圣山阻击战中，重伤转往后方，之后再无联系，这是我平生最大遗憾之一。

经过半个多月的艰苦行军，四月下旬部队挺进“三八线”南伊川、新溪地区，休息两天。经再次精简行装和留下不能行走的病员后，部队以大半天的急行军投入第五次战役。

在第五次战役中，我团为师预备队，协同主攻前卫，先后参加了卜达峰、沙五郎峙等高地的攻击战。我们宣传队的任务是配合团后勤卫生队、担架连转运伤员。从战斗一线到伤员临时救治点有三四百米距离，其中山道坡陡、荆棘丛生，弹坑密布，又是敌人严密的炮火封锁区。我们穿梭在枪林弹雨中，运送伤员。每当我看到担架上受伤战友的痛苦挣扎、听到撕心裂肺的叫声，心如刀绞。为了不让伤员再次受伤，我们都是咬紧牙关，尽力抬稳担架，以最快速度通过危险区。随着战斗的进程，伤员日益增多。转运任务亦趋繁重，每次下来，汗水浸透衣衫，周身酸痛，但没有一人叫苦，一直坚持到战役结束。此期间仅我宣传队就有四名战友伤亡。此次战役我虽未直面敌人，同样经受了战争的考验。

当步行机排战士，参加五圣山阻击战，痛失班长

第五次战役结束后，我军奉令撤回后方。我团驻在长在洞地区休整，总结经验，补充兵员（黄继光同志就是此时补入我团二营的新战士）。不久后，宣传队撤销，我被分到团直特务连新组建的步行机（又称步谈机）排二班当战士。

步行机是当年志愿军团以下单位最先进的无线电通信工具，苏式装备。全排士兵都是从连队中挑选的具有高小文化水平的战斗骨干。全班12人，我是班里年龄最小、文化程度最高、体能最差的一名新兵。在培训步行机使用过程中，我较快掌握了机器的性能、使用方法，熟记了密码，被排长指定为辅导员。

1952年4月，我团奉令开赴五圣山阵地接替友军防务。

五圣山海拔千余米，林深茂密，山岩陡峭，易守难攻，地处“三八线”中段，是东西两线的连接点。其东侧多为崇山峻岭，西侧几乎是一马平川。五圣山是“三八线”上的天然屏障，彭总曾说五圣山一旦失守，我全军防线将后撤四十公里，几无险可守，是战略要地。

经过近十个月的休整，部队恢复了元气，精神振奋。四月下旬全团向五圣山阵地挺进。从休整地到五圣山前沿，有近七八天的行军过程。这次行军我的负重除了减去生干粮外，另增加了3.5公斤重的步行机蓄电池，仍有点力不从心。越往南走，溪流增多，流水解冻，途中要踏过深至小腿的溪水，冰冷刺骨。上岸后，湿透的棉裤腿结成冰凌，上身内衣汗水湿透，下身寒气袭人，全靠体温融化冰凌。进入山道休息时，只能倚山而立，不能坐地。一把炒面一把白雪充饥，身体困乏，一言难尽。

一路上班长郑保生都把我拉在身边，寸步不离。山坡陡滑，他把我身上二十斤重的粮袋放到他身上。在临近五圣山数公里地段，敌远程重炮的封锁，弹如雨下。每遇此时，班长更紧地拉着我。一路飞跑，封锁区内，弹坑一个接一个，天黑无从辨别，常被绊倒，即便如此，班长从未松开拉着我的手。通过封锁区，班长满头大汗，气喘吁吁，仍首先检查我有没有受伤，每及此情，我心中无比感动和愧疚。

在我们进入阵地的当天晚上，天黑伸手不见五指，下着细雨，响了春雷，还时有闪电，这种天气对我们摸黑行进帮了点小忙。部队进入五圣山阵地后我们与友军顺利进行了防务交接。交接后的两三天，敌人在我们之前通过的地方实施了更加密集的封锁。但我们都以极小的代价而胜利入驻阵地，这是我军在五圣山阻击战中取得的初战胜利，大大鼓舞了干部战士的士气和胜利信心。我经过两阶段的行军磨炼，无论体能和意志都有很大提高。

进入阵地，我和班长受令到五圣山前沿“454高地”一营指挥所执行任务。不到一个星期，我又奉令单独携带步行机到团刚组建的反坦克连执行任务。想不到这次与班长的离开，竟成永诀。他在上甘岭战役前光荣牺牲。我得知消息后痛哭一场。自我到二班，每遇困难，他为我挡风遮雨；在生死关头，他总是把生的希望让给我。他待我情同父子，是我的引路人。

挖坑道，第一次抡锤失手，险将扶铁钎的战友砸伤

反坦克连与二连同在五圣山前沿“448高地”防御阻敌。高地与左邻忠贤山相距约20米。其中间地段，正是五圣山背山峡谷的谷口，如敌坦克从此入侵，会对五圣山侧背造成严重威胁。反坦克连就是在谷口两侧构筑防御工事。二连主要是在高地主峰正面构筑工事。两个连的领导都同在高地主峰坑道指挥。我的步行机亦归两个连使用。由于反坦克连由团指挥所直接指挥，我使用的机子亦能与团指挥所直接联络。

初入阵地，主要是加修防御工事，原有的单人掩体和残缺不全的交通堑壕十分薄弱，难以御敌。两个连除了少数同志观察监视敌情外，其余人员不分干部战士三班倒，在厚达二十多米土石层覆盖下的主峰中段挖掘坑道，在主阵地前沿开挖猫耳洞。由于不能使用炸药爆破，挖掘工事只能用铁镐、铁钎、铲等工具，每掘进一两米还得用椽木支撑，有的猫耳洞壁，还须堆砌石墙。五公斤的铁锤击下的铁钎，遇到岩石，直冒火星，往往需三五锤方能掘进两三公分。我第一次抡锤失手，险将扶铁钎的战友砸伤，之后我只能干铲土石和掌钎的活，就这样几天下来也是满手血泡，日久成茧。

经过几个月的艰辛劳动，仅我们“448高地”，就建成了深度不一、相互贯通的三条坑道，各班排也有了大小不等的猫耳洞。阵地上的交通堑壕全都是宽1.2米、深1.5米的通道，即使抬上担架亦可无碍通行。堑壕贯通了高地所有防备工事，还与近邻的“537.7高地”的堑壕无缝对接。其间亦时遭敌炮火毁坏，但只是局部受损，对高地防御整体未受影响。

我军前沿，有许多地段，与敌相距不足六七十米，肉眼即可看见对方阵前动静。入阵初，敌三五成群，大摇大摆，毫无顾忌地在其阵前往来，遇有晴天竟有敌兵仰面朝天晒太阳，气焰十分嚣张，让我军干部战士十分愤怒。七月一天，一连防守的“537.7”高地前沿，有一名美国大兵面向着我方阵前撒尿，大大激怒了观察哨兵邹习详同志。他操起步骑枪喊着：“老子今天跟你拼了”,开枪将敌击毙。虽遭到敌人疯狂的火力反击，但这一枪宣泄了大家积蓄已久的怒气。这一枪也成了全军防线开展冷枪、冷炮阻击敌人的先例，至上甘岭战役前，即毙伤敌近千人。敌人称“537.7高地”为“阻击兵岭”。邹习详同志荣立一等功。

1960年我在北京参观军事博物馆时，还看到邹习详使用过的步骑枪和我团炮兵特等功臣唐章洪同志使用过的“八二”迫击炮，陈列在抗美援朝展台。

因战斗中表现得灵活、冷静，荣立团三等功

1952年8月中旬的一天上午，“448高地”突遭敌军铺天盖地的高炮弹、榴弹、燃烧弹的猛烈袭击，多架次敌机飞临高地上空狂轰滥炸，一时阵地上硝烟弥漫，火光冲天，弹声震耳。连部通向前沿班排的有线电联络全都失联。与营指挥所的联络虽有电话兵冒着炮火，来往于堑壕中抢修，但亦时断时续。我十分清楚，这时步行机是唯一与上级指挥所联络的工具。为保障联络顺畅，我多次冒着敌炮火的袭击，把接在坑道口被打断的天线重新接上。后来连长命令我不要离开机子，接线的事，交给别的同志做。

记者荆振生 周璐 摄

十多分钟后敌炮火延伸，观察哨报告，发现敌约两个排的兵力向我二连二排阵地攻击。二排同志英勇奋战，击退敌人多次进攻。但敌人不断有后续兵力增加，同时加强了炮火协同。二连长亦及时将连预备队的三排投入战斗。此期间营团指挥所通过步行机询问战况。之后不久，观察哨发现二连与一连“537.7高地” 接合部、二连侧方拐弯处有不少敌人正在集结。我立即征得连领导同意，通过步行机直接向团指挥所请求炮火支援。在团、师两级指挥所的指引下，我与设在五圣山主峰的师山炮营取得直接联络，将敌集结的具体方位，详尽地告诉了山炮营发射阵地。几分钟后数十发山炮弹射向敌集结地，有效地毙伤和驱散了集结之敌。整个战斗，持续了两个多小时。在我二连的二、三排同志的英勇抗击下，打退了敌人的进攻，以最小的代价，获得歼敌二十余人的胜利。战后两个连的领导，对我在战斗中表现的灵活、冷静为我请功，我光荣地荣立团三等功，获军功章一枚及手电筒等物质奖励。这是我入朝以来，第一次在战斗前线立的功，兴奋之情难以言表。

记者荆振生 周璐 摄

战后第二天傍晚，我和连部卫生员李清、通信员小刘一起在坑道外修整被毁坏的堑壕。一枚敌军炮弹落在我们附近爆炸，卫生员当即受伤倒地，右大腿血流如注，我的右额头亦被弹片划伤。我顾不上自己，迅即与小刘解下自身带的救急包为卫生员包扎。卫生员伤势很重，已呈昏迷状态。我俩与其他同志将卫生员送进坑道，等待转运。这时我的右额伤口还在渗血，简单包扎后，仍坚守岗位。这次负伤，我还得到了上级发给的3万元（旧币，相当于现在的三元）的慰问金。右额伤疤成为我在朝鲜战场上的永恒纪念。

受伤的卫生员李清在坑道停留近三个小时，才转运下阵地。他走时神志尚未清醒，包扎了的伤口，仍在渗血，生命能否保住，一直是我心中的悬念。李清是部队培养的初级卫生员，非科班出身，但对连队病号、伤员的护理，十分专注认真。为了照顾伤员，他有时连吃饭喝水都顾不上。特别是对阵亡的战友，他都是亲手给每人细心地擦洗身上的血迹、污泥。他说，战友为国牺牲，不能让他们的遗体形象受到玷污。他的行为、品德受到干部战士的一致称赞。可惜战争的环境，我无法知道他的下落，我们之间的战斗友谊，被残酷的战争隔断，只有心里保有永存的怀念。

参加上甘岭战役，肩负重任，决战“537.7高地”

10月13日凌晨，敌猛烈的炮火向我上甘岭地区轰击。炮弹密集前所未有，整个阵地地动山摇。20多米土石层覆盖下的坑道内，不断有土石方被震落，堆放在坑道角落的弹药箱亦在晃动，阵地上掀起的硝烟不断地灌入坑道。我不顾一切紧紧地抱住步行机，生怕它被震坏。天色黎明，敌炮火延伸，百余架次敌机临空投弹，弹药倾泻在这仅3.7平方公里的上甘岭狭长地带。受敌主攻的“537.7”和“597.9”两高地，一片火海，数千名敌兵不断轮番向两高地冲击。我所在的“448高地”，亦有敌兵不断地多批次地袭击。此时步行机成为上下联络的唯一通讯渠道。营团指挥所先后告知敌主攻方向，令我高地两个连坚守好阵地，歼灭进犯之敌，尽力组织小分队，侧击、干扰主攻方向之敌。二连长根据上级命令，把连的预备队组成突击小分队，不时向敌侧背袭击。

我高地前沿各班排的工事几乎全被摧毁，不能及时转运的伤亡人员全安置在主坑道内，一时空气污浊，严重缺水，干粮无法下咽。每天黄昏都要组织人员到山下取水，每次取水都有人员伤亡。连长分水时，总是优先给我和重伤员。

在四天四夜的激战中，“537.7高地”和“597.9高地”多次易手。白天敌人占领表面阵地，夜晚又被我军反击夺回。在血腥的拉锯战中，敌使用了向坑道投掷手雷、喷射火焰、用推土机推土封闭坑道口等各种残忍手段，守卫两高地部队处境艰难、斗争残酷，伤亡不断增加。

10月18日，上级命令反坦克连连长、指导员撤回原单位任职，同时抽调无后座力炮、火箭筒各一个班，二连机枪排等增援“537.7高地”，余下部队由二连连长统一指挥。还明确告知三五天内，对二连不大可能有增援部队，要求二连严防死守。

20日傍晚，我奉令携带步行机前往“537.7高地”，那里的步行机员李国才同志已牺牲，步行机同时毁坏。我迅速收拾好机子和简单的随身用品，临出发时二连长还叫两名战友护送我去一连阵地。此次执行任务，我右臀部受轻伤。

“448高地”距“537.7高地”仅两百米左右的斜坡地段，几天战斗，连接两高地的交通堑壕已荡然无存，山道上弹坑一个接一个，其中还有周边宽30余米、深一两米的大弹坑。这是敌B52重型轰炸机轰炸的结果。在离“537.7高地”主坑道不足100米的拐弯处，原来的山地已成松软的沙土，尽管天已黄昏，尚可看出黑色的土壤，经过血水的浸泡已成褐色。当我躬身踏进一连连部坑道时，王连长快步把我从坑道口拉到坑道的中间，其实距道口不过四五米，他用沙哑的声音要我快速安放好步行机。他第一句话就是询问指挥所，反击的部队什么时候到来。这个时候我才看到本已削瘦的王连长，眼窝塌陷，嘴唇干裂，除了两眼射出复仇的光芒外，全靠满腔热血支撑着疲惫的身躯。我把随身带的半壶水递给他，要他润润喉咙，他揭开壶盖，用嘴唇舔了舔壶口，又转身看了看周边的重伤员，随即盖上盖子还给我说，现在最需要的是你，你的任务关系着全坑道的安危。我含着泪水默默地拿回水壶。我环顾了坑道内四周，原有二十多米深的主坑道，现在住满了轻重伤员。坑道两侧的偏洞，几乎放满了无法转运的阵亡战友。我被这些景象震撼着、激励着，深知我双肩的重任。我向连长提出由我在坑道口接上一段天线，保障通讯的畅通。王连长在洞内找到五六米长的电话线，用棍子接上另一头，令别的同志插在坑道口。

当晚八九点，坑道内十余名轻伤员和刚上来的一个排，由副连长初盈江同志带队，梯次向主峰反击，重新夺回表面阵地。21日上午，我方与攻击之敌发生激战，机枪手陈治国用双肩顶住机枪前足架，令副连长操枪射击。因阵地土层已成沙地，无法支撑足架，机枪发射数十发子弹后枪管火红，也无法手控。陈治国的果敢行为让副连长十分犹豫，但看见冲击的敌人越来越近，他饱含眼泪，操起机枪向敌疯狂扫射，连续打退敌人多次冲锋。此时钢铁的机枪足架双双陷入陈治国同志的肩窝深达六七毫米，陈治国光荣献身。副连长亦在敌再次反扑时牺牲。大家对两同志的英雄行为无不潸然泪下。战后陈治国同志被追认为二级战斗英雄，副连长初盈江荣立特等功。

24日傍晚，换防我军的十二军进入阵地。在“537.7高地”交接防务时，十二军一位排长带队去前沿班排轮换。他们发现高地右侧一死角地段，一连一名负伤战士倚枪藏在半毁的猫耳洞，看见十二军的同志十分茫然。排长告诉他，一连已胜利完成任务，他们是来替换的十二军。战士说，他上阵地前，指导员交待人在阵地在，“我们班只剩我一个人了，没有首长的命令我不能下去。”在排长耐心说服下，该战士才随排长返回主坑道。当他见到王连长时，失声痛哭，场面十分感人。当夜我随一连剩下的十多名战友撤下阵地。我亦回归特务连。上甘岭战役我再次荣立团三等功，获军功章一枚。我所在的步行机排荣立师集体二等功。上甘岭战役我团真正打了翻身仗，仅荣获二级以上战斗英雄的同志就有十余人，位列全军榜首。其中包括一级战斗英雄孙占元，特级英雄黄继光。

上甘岭战役由一次小规模的战斗，发展成为一次空前的大规模战役，在仅3.7平方公里的狭长地带，双方投入10余万兵力，敌人除了原子弹外，使用了当时所有先进武器。仅在开战第一天，敌即向我五圣山阵地动用了300余门重炮，发射30余万发炮弹，27辆坦克，500余架次飞机投放了5000余枚航弹，其中不少是凝固汽油弹。我军没有一架飞机、一辆坦克参战，激战43昼夜，表面阵地多次易手，成为血腥的拉锯战。高地被削平两米，土岩地面被炸深一米，一片焦土，尸山血海。但我军始终巍然不动，屹立在五圣山前沿，创造了世界战争史上的奇迹。上甘岭战役后，美军再无向我军发动营以上规模的进攻，朝鲜战局从此稳定在“三八线”上，为1953年签订停战协定创造了条件。

后语

整个抗美援朝战争，是在敌我双方装备极端悬殊下进行的不对称战争。当时新中国成立不久，正处于经济恢复期，国力有限，我军主要靠精、气、神勇往直前打败了世界王牌的美军，以劣势装备战胜了现代化装备的敌人，显示了我国坚决抵抗帝国主义侵略的意志和决心，打出了新中国的国威和人民军队军威。上甘岭战役则是我军精、气、神的光辉范例。能参加上甘岭战役是我一生的光荣和财富。深深怀念那些为祖国献身的战友，祝他们永远安息，他们的精神与世长存！（记者周璐整理）

（作者：荆振生 周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