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是费孝通先生诞辰110周年。近日，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刊行“费孝通作品精选”，脉络性地呈现费先生的学思历程和主要成就，其中有费先生一部失落82年之久的近7万字中篇小说《茧》。

费孝通晚年多次到访江村。

失落82年后重新面世的《茧》告诉我们，费孝通不仅是中国社会学、人类学、民族学的重要奠基人之一，不仅为世界文明学说提出中国概念、中国思考，而且是一位文学高手，是一位出色的“讲故事的人”。

费孝通作品精选（十二卷）费孝通 著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刊行

写出旧中国乡村文明的衰落

长江日报记者已经先睹为快，把《茧》读完，虽然这是一部从英文译回汉语的作品，但仍然深深被打动，觉得这是一部文学版《江村经济》+浓缩版乡村《子夜》。

1935年秋天，清华大学社会系学生费孝通与新婚妻子王同惠前往广西大瑶山做瑶寨实地调查，费孝通误入猎户为捕捉野兽而设的陷阱，王同惠为了救他，孤身求援，不慎坠渊身亡。费孝通挣扎脱险后得知妻子死讯，他强忍哀痛将两人的研究成果整理成书。“我在广西没有死成，生命对于我自己已成了一个很重的担负。同惠为我而死，我是永难忘怀。但是我硬着心肠，忍着眼泪，还敢迈步入世，是为了我相信在工作上，我可赎我的罪。”

费孝通与王同惠。

第二年春，费孝通来到他姐姐费达生所在的江苏省吴江县开弦弓村，这里是江南蚕织业最发达的地区之一，开始了一次细致的田野调查，《江村经济》和《茧》就是这次调查结出来的成果。

费达生毕业于东京高等蚕茧学校制丝科，在她的倡导、推动下，开弦弓村在1929年就购进了先进的缫丝机，办起了生丝精制运销合作社丝厂，它被认为是现代企业史上第一个农民自己办的丝厂，村里还成立了民间银行性质的信用合作社，给农民发放小额贷款。这些新事物的出现让费孝通好奇不已。他把开弦弓村当成是“中国工业变迁过程中有代表性的例子，主要变化是工厂代替了家庭手工业系统，并从而产生社会问题”。

《茧》的故事，就从这里开始。

传统的家庭结构感受到了张力，媳妇进厂变成了女工；乡村政经权力集团感受到挑战，盘剥农民的空间变小了；怀着改良社会理想下乡办厂的人感到了危险，上海的买办大亨盯上了这个出口生丝质量第一的小企业；农民的生活确实改善了，但他们还没有意识到，这种改善源于何处。

情节如江南水乡的涟漪一般次第展开。女工在成长，成为厂里的女工主席；丈夫和婆婆在担忧，又怕女人变心；土豪劣绅达成共识，要对付工厂；大亨在布局，要用订单、合同让工厂掉入陷阱；厂里那几个怀着理想的人，他们或在上海滩焦虑奔走，或在乡村感受到无聊孤寂，产生了情感上的迷茫。

矛盾发展到高潮，厂里的人中了圈套，乡民们相信自家的女人在厂里堕落，被煽动着围攻工厂，工厂的事业眼看要垮台。记者读到这里，确实感到心痛，费孝通以一个人类学家的笔，写出了史上屡见不鲜的一幕。

出路在哪里，中国农村和农民如何“破茧”？当年的费孝通在《江村经济》的结尾处写道：“如果《西行漫记》的作者是正确的话，驱使成百万农民进行英勇的长征，其主要动力不是别的而是饥饿和对土地所有者及收租人的仇恨。……成千个村庄，像开弦弓一样，事实上已经被入侵者破坏，然而在它们的废墟中，内部冲突和巨大耗费的斗争最后必将终止。一个崭新的中国将出现在这个废墟之上。我衷心希望，未来的一代会以理解和同情的态度称赞我们，正视我们时代的问题。我们只有齐心协力，认清目标，展望未来，才不辜负于我们所承受的一切牺牲和苦难。”

第一个指出乡村也能发展工业经济

1938年春季，费孝通在伦敦进行了博士论文答辩，论文就是《江村经济》，他的导师马林诺夫斯基称之为“人类学实地调查和理论工作发展中的一个里程碑”。

修订论文期间，他用英文写了《茧》，1938年6月20日，他将这部手稿作为礼物，呈给他另外一位导师弗思。这本手稿一直被弗思夫妇珍藏着，如今被收藏于伦敦经济学院图书馆“弗思档案”。

2016年，北大社会学系教授王铭铭的学生孙静在“弗思档案”中找到了《茧》，此后，由孙静和北大哲学系博士生王燕彬完成了翻译。王铭铭花了不少精力，对译文进行了校对和修订。

2020年，中文版《茧》由三联书店出版，收入“费孝通作品精选”之中。

世界上本没有“江村”，因为费孝通，千万个像开弦弓村一样的中国村庄，以“江村”之名进入学术殿堂，而一代代“江村人”的奋斗，也得以永垂史册。

当费孝通进入“江村”的时候，当时流行的经济观点认为，工业的发展必须集中于城市，乡村最多是原料和劳工的来源地。费孝通则不这样认为，他说：“若都市靠了它的技术的方便，代替农村来经营丝业，使本来可以维持生活的农民成了饥民，成了负债的人，结果是农民守不住耕地，都向都市集中。在农村方面，是经济的破产，在都市方面是劳动后备队伍的陡增，影响到都市劳动者的生机……所以，我们想达到的就是把丝业留在农村，使它成为繁荣农村的一种副业。在农村设厂，规模就要受到人口的限制，所以我们寻求最小规模、最大效率的工厂单位。”

费孝通的这种观察超出了同时代的人，在全球学界也是独步一时，它完全不同于亚当·斯密和李嘉图的大工业设想，而是一种来自于中国的经济思想灵光，可以说是世界上第一个指出乡村也能发展工业经济的经济学家。

20世纪70年代末他复出的时候，认为自己还能工作10年，就对家人说，我口袋里只有10元钱了，不能随便零星地买花生米吃，要集中起来买一件“心爱的东西”。

1981年，他第三次来到开弦弓，看到家庭工业开始复苏，家庭副业的收入占到了个人平均总收入的一半，而在吴县一带，乡镇工业遍地开花，甚至跟城里的大工厂争原料、能源和市场。受此启发，费孝通写出《小城镇再探索》一文，正是在这篇文章中他第一次提出了“苏南模式”。

1986年，已经是国家领导人的费孝通在一篇新闻报道中看到，在浙江南部的温州出现了一种有别于苏南模式的民间工业，他当即以76岁的高龄亲赴温州考察，陪同者描述，“费孝通一行在乡镇政府的接待室里听介绍，四周窗子的玻璃是残缺不全的，冷风丝丝吹进，他虽然穿着呢大衣，可清鼻涕仍不由自主地淌下来，双脚也冻得难受，有点坐不住”。

根据这些调研，他写出《温州行》，后来他陆续提出了“温州模式”“珠江模式”，为中国乡村振兴和小城镇发展大声疾呼。

费孝通的眼光和思想都是世界级的，而这正是因为他的双脚永远立足在中华大地上。

随着脱贫攻坚的决胜，乡村振兴接踵而来，乡村的发展，记录着几代中国学人的心史。

（记者李煦）

【编辑：张靖】

（作者：李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