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总以为，今天的人类拥有古人没有的新技术，所以我们跟古人不一样。但情况很可能并非如此。

1949年10月，33岁的美国作家海莲・汉芙在报纸上看到一则售卖旧书的广告，有家伦敦书店宣称自己收藏了不少旧书珍本。贫穷的汉芙给书店老板写了一封信，附上一份清单，恳请老板将此函视为订购单，寄书给汉芙。此后的20年，汉芙与书店老板弗兰克·德尔经常通信，成为了朋友。老板德尔去世后，汉芙将二人来往的信件编成了一本薄薄的小书，名叫《查令十字街84号》，这书成了文艺青年的暗语，后来还拍成电影。

我们把时间再向前追几百年，来到中国宋朝，讲第二个故事。

宋代传奇小说《流红记》中写过这样一件事。书生于祐在宫门散步，拾落叶一片，上有四句情诗:“流水何太急，深宫尽日闲。殷勤谢红叶，好去到人间。”这首诗把宫女的生活写得太幽怨了，于祐读罢，便触动了怜香惜玉的心弦，别取红叶，回诗两句:“曾闻叶上题红怨，叶上题诗寄阿谁？”他将红叶置于水上，看它漂入宫内。数年后，于祐到一位姓韩的人家做教书先生。韩家老爷见于祐生性淳朴，又未娶妻，便将自己的女儿许配给他。婚后，一日妻子整理房间时，发现了于祐所藏的红叶，正是自己做宫女时所写，于是潸然泪下，随即取出自己当年捡到的红叶，冥冥之中，“方知红叶是良媒”。

这些故事很浪漫很古典，当然，在21世纪，恐怕不会有太多人愿意承受等待的煎熬或将缘分寄托给天意，选择通过信件或红叶与他人产生交集。不过，我们在做的事情与汉芙等人的所为似乎有很大相同之处。

《交往在云端——数字时代的人际关系》这本书认为，社交媒体的中介化交往，其实并不是21世纪的新发明，甚至我们可以说，一切媒体其实都是广义上的社交媒体。所以，汉芙的信件就是那个时代的电子邮件，于祐的红叶就是那个时代的QQ漂流瓶。

再拓宽点思路，古罗马时期，著名的演说家西塞罗可以说就是一个社交媒体迷，即便没什么事儿，他也要和朋友通个信，问候一下近况。朋友们接到西塞罗的蜡板，会在空白的地方回复他，这不就是“回帖”吗？如果通信内容特别有价值，收信人还会让奴隶抄写下来，转给其他朋友阅读，激发进一步的讨论，这不就是“转发”吗？

往深一层去看，从古到今，人类都有一种本能的需求——社交，不管是古罗马人，还是生活在21世纪的中国人，其实都一样。技术的精进，也不会改变人类的社交本能。

有趣的是，回顾人类历史，几乎每一种全新的“社交媒体”出现时，人类都会产生极端化的应激反应，一边激起人们对道德沦丧的恐惧，一边却又不断更新技术。今天，人们一边谈论王者荣耀、抖音、今日头条会不会毁掉青年一代，一边却赞美人工智能会带来的进步。这些过于简单的憎恶和赞美都是人类历史上不断上演的，同时也反复被证伪的。

比如说20世纪20年代广播出现时，还有40年代电视出现时，舆论都是夹杂着恐惧和忧虑。过去人们担心汽车会使青少年与家人隔阂，指控书籍、漫画、电影和电视会导致青少年早熟，甚至成为罪犯。再回过头去看，这些判断都难免让人笑场。

在一些人的回忆中，还能清晰记得没有互联网和手机的生活是什么样子的，对这些人来说，新科技就像从天而降。而在另外一些人看来，他们与互联网和手机一同成长，新科技早就是日常环境的一部分，因此既不会对互联网和手机大惊小怪，也不会对这些新科技的使用进行批判性的反思。地球上的所有人，都在使用过去的人们批判的技术，一点也不觉得哪里不合适。更何况，新技术也会带来新的社会规范，社会规范自从几千年前首次出现时，就一直非常多样而且善变，并且只要人类仍旧存在，它就会继续进化，而技术是触发进化的恰当载体。

我们开发和使用技术，为的是培养有意义的人际关系，不可否认这一路上有歧途、有错乱，有灾难也有欣喜，不过看到人们越来越迅速高效地接受数字信号，快速与彼此交流，我们依然会乐观憧憬，以创新为航标，在航行中彼此拥抱。

（作者：秦孟婷）

【编辑：张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