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大学教授江畅躬耕30多年,系统阐释“人民至上”中国价值观

中西方价值观差别的根源在哪?西方价值观何以在一段时间内对我们的冲击很大?为何当代中国价值观越来越能显现其优越性?

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湖北大学哲学学院教授江畅在其30多年的哲学研究中,一直在思考、探索着这些问题。

从探讨抗击疫情中的中国价值理念,到撰文检视西方价值观的利弊,江畅逐渐将当代中国价值观中“人民至上”这条主线勾勒出来。他说:“西方现代价值观强调的‘个人至上’,已经被大量事实证明存在着不可解决的问题。而‘人民至上’4个字,恰恰给出了最好的答案。”

江畅教授接受长江日报记者专访。记者彭年 摄

中国“强起来”需要正确价值观支撑

今年64岁的江畅长期从事伦理学、价值论、西方哲学和文化问题等研究。走进他的办公室,谈起这方面问题,他的“回答”有些特别,经常走向自己的书柜,找出相关书籍,其中不少是他自己撰写的。

近年来,江畅致力于文化发展研究,对中国价值观和价值文化作了较系统的阐释。2014年—2016年,他连续出版了《论价值观与价值文化》《论当代中国价值观》等多部著作。

谈到为何要系统构建当代中国价值观,江畅表示,我国已经实现了“站起来”“富起来”,现在正在努力走向“强起来”,“过去西方价值观对我们的冲击很大,但它本身并不是最合理的,也不符合我国发展实际,相反会导致许多社会问题”。

江畅举例说,历经70多年的发展,当今我国社会物质生活已极大丰富,但不少人却不仅感受不到由之带来的快乐幸福,反而感觉承受着极大的生存压力和心理负担。“这就是受西方自由主义、个人至上价值观影响,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所带来的问题。”

他将当下较为常见的两种幸福观归纳为“资源占有式”和“尽情享受式”,它们“本质上都是在强调个人欲望的满足,都是‘个人至上’的表现,准确讲只能算是一种‘嗨皮’”。

检视西方价值观发现“先天不足”

在我国学界,江畅是较早也较为系统地从事西方价值理论和价值观念研究的学者。去年8月,他在论文《西方价值观检视》中,对西方自古至今的价值观进行了系统梳理和详细解剖。“我们应当借鉴国外经验,但更要发现其中的问题,最终是为了构建符合中国国情的先进价值观。”

经历启蒙运动、工业革命等一系列变革之后,西方逐渐确立了“个人至上”的现代价值观,其基本取向是“自由”,将个人的权利特别是自由权利看作是至高无上的。“与传统的王权至上、神权至上相比,这确实是一大进步。”江畅认为,“个人至上”的确立在特定的历史时期发挥了重要作用,但并不代表它始终是正确的。

在现代西方社会,虽然所有人名义上都是社会的主人,享有个人的自由权利,但大多数人会因为禀赋、出身、家庭、社会条件等诸多客观因素,不可能成为社会的实际主人。江畅的“检视”,将“个人至上”的“先天不足”摆到了明处:“事实已经越来越有力地证明,‘个人至上’最大的问题就在于,社会不可避免地产生并且无法从根本上克服经济上的贫富两极分化,以及政治上的富人对穷人的统治。”

在他看来,价值观的本位不能是个别的社会成员,而必须是作为整体的全体人民。如此,社会形式才不会成为少数人对多数人的统治,而是人民整体的共建、共享、共治。

带领研究团队收集社会意见和认知

去年4月初,《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人民至上”的价值及其实践研究》获批立项,江畅带领研究团队一边开展理论研究,一边组织社会调查。去年9月起,近30人的团队通过网络问卷收集社会意见和认知,参与人群以20岁—60岁占大多数,覆盖了各行业及大学生人群。

不到一年时间,共完成1部著作和5篇论文,还回收了6000多份有效问卷,将“人民至上”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之本的历史必然性和价值合理性渐渐勾勒出来。

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明确提出,人民群众才是历史的创造者,是历史进步的真正动力;而中国传统的尚民爱民观念,可追溯到中华文化最早的经典《易经》。

江畅认为,“人民至上”的表达,正是以唯物史观为依据,将其与传统尚民爱民观念有机融合。“这种体现时代精神的价值观,在马克思主义思想史上首次提出,又深植于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具有十分鲜明的中国特色。”

“我们的抗疫斗争,就是最好的实践证明。”在去年5月举行的第七届中国文化发展论坛上,江畅在发言中说,“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的价值理念,是全国人民抗击疫情的信念支撑,也正成为得到全社会普遍认同的当代价值观。

江畅简介:

江畅,生于1957年,哲学博士,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湖北大学哲学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湖北大学高等人文研究院名誉院长,中华文化发展湖北省协同创新中心主任。国际价值哲学学会前会长,中国伦理学学会副会长。发表论文330篇,出版著作34部,获省部优秀成果一二等奖5项,主持过多项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现为研究阐释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精神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人民至上’价值及其实践研究”首席专家。为我国西方价值理论和观念研究作出了开拓性贡献,提出并阐述了我国现代幸福主义伦理学体系,对中国价值观和价值文化作了较系统的阐释。(记者邓小龙)

【编辑:付豪】

(作者:邓小龙 彭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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