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功戒毒14年,武汉戒毒明星受邀参加警察节活动

长江日报-长江网2月10日讯  2021年中国首个警察节,在武汉市公安机关“庆祝2021年中国人民警察节暨全警实战大练兵汇演”现场,常虹作为戒毒明星的唯一代表应邀参加。

从2007年下半年算起,常虹已成功戒毒超过14年,并创立手工布艺品牌“虹布布”。在现场,她得到市委市政府领导鼓励:坚持健康生活、干事创业,做一个对社会有贡献的人。

常虹的成功戒毒并不容易。起初,从戒毒到复吸再到又戒毒,她用时10年,其间遭遇父亲离世、亲友漠视等人生低谷。再次发愿戒毒,再未复吸,抵制各种诱惑14年。

据《2018年中国毒品形势报告》,2018年,全国查获复吸人员滥用合成毒品50.4万人次。次年报告显示:“戒断三年未发现复吸人数连续多年上升。尽管中国减少毒品需求工作成效明显,治理毒品滥用问题取得一定成效,但滥用人数规模依然较大、吸毒活动隐蔽性增强、新类型毒品增多,治理巩固难度加大。”

从因吸毒被公安机关抓捕,到成为警察节的特邀嘉宾,常虹经历了两种人生。2月5日,记者走进常虹家中,探寻她的重生之路。

常虹(左一)的手工艺制品受到与会者关注。  通讯员张斌 供图

2月5日,小年夜。硚口区解放大道一居民区内,常虹梳着一条乌黑粗辫,坐在饭桌前,和71岁的母亲一起吃着团年饭。

腊肉炒菜薹、武昌鱼、肉丸子、排骨藕汤,三菜一汤,算不得丰盛,却热气腾腾。

“来,碰个杯。”常虹妈妈先举起装着饮料的酒杯,说出新年愿望:希望常虹和自己身体健康,更希望每年都能吃上团年饭。

团年饭对常虹母女有着特殊意义。今年新春的团年饭是常虹自2008年以来连续第14年在家吃团年饭。此前有长达10年,她或因吸毒,或因送强制戒毒,缺席了家中的团年饭。

“您放心,我每年都会陪在您身边。”说着,常虹把杯中的饮料一饮而尽。

普通话与武汉话

5日,按照约定时间,记者敲开了常虹的房门。“快进屋。”常虹说着一口标准的普通话。未等落座,她拿出一次性茶杯,放上茶叶,倒入开水。

这是古田桥旁的一个出租屋。屋里清洁,窗明几净。4个货架上摆放着布料、拉链。常虹坐下又忽然起身。“我这里有资料,你先看看,我怕记错了时间。”她走进卧室,出来时,将4页泛黄的纸摊开在桌上,显得有些拘谨。

46岁的常虹说,4张纸记录着她的前半生。

“是否介意在文中出现真实姓名?”常虹想了一会说出三个字:不介意。

春节前,史开宏(右一)和禁毒社工(左二)到常虹(左一)家中探望。 (常虹 供图)

常虹是土生土长的武汉人。在硚口出生、读书。接受完义务教育,她做过纺织工、印染工。1995年,武汉一家寻呼台招聘寻呼员,她决定去试试。

这是家中文寻呼台,在“腰里别着BP机,手里拿着大哥大”的年代,成为寻呼员意味着每月400元的工资,待遇不菲。

应聘先考朗读,再考打字。在第二关电脑打字测试环节,常虹被刷下来。电脑在那个年代还是个稀罕物。

“你去学打字吧,能1分钟打100个字再来,过关上岗。”招聘主管的话让常虹充满希望。

缴纳400元报名费,常虹背五笔字型,每天练打字。约一个月后,1995年5月,经考核,常虹入职。

此时,她20岁的人生看上去一帆风顺。工作确定后,爱情随之而来,经朋友介绍,常虹认识了阿强(化名)。

“那时的我就是外貌协会会员。”对于阿强的长相,常虹说帅,但帅在哪里,她不愿回忆。寻呼台门前,阿强经常接常虹下班。

有一天,常虹像往常一样与阿强手挽手下班离开。“我记得那是个阴天。”常虹的嘴角不自觉有一丝抽动,那天她首次触毒。

那时的常虹对毒品没有概念。“阿强把我带到家里,当着我的面吸食白色粉末物质,说是‘吃货’。”一直用普通话跟记者交流的常虹在说出“吃货”两个字时变成了武汉话。此后的采访中,但凡说起吸毒的经历,常虹都会改用武汉话。截然不同的语音语调,反差着两种完全分裂的生活。

阿强吸食完,让常虹也“吃货”,说是好东西。

常虹没多想,照着阿强的样子吸食毒品。“先是浑身不适,胃里翻江倒海,然后到洗手间呕吐,但是呕吐完,困意来袭,伴随困意的是一种欣快感。”

从最先数个月吸一次,再到一个月吸一次,最后每天都想吸。常虹的毒瘾越来越大。

“刚开始阿强免费供‘货’,我瘾越来越大,他说没钱,要我拿钱买。”此时常虹手里攒了9000元钱,是工作近6年攒下的。在1995年,9000元不算小数目。

此后,常虹出钱,阿强购“货”,但她依然不知道“吃货”就是吸毒。直到一名女子突然出现,自称是阿强的女朋友。

“‘货’就是毒品,‘吃货’就是吸毒。阿强骗你和骗我一样,就是把我们拉下水,然后从我们身上弄钱吸毒。”女子的话让常虹如遭雷击。“我要是知道就不会吸,真的。”“真的”两个字常虹加重了发音。

虽然对阿强恨之入骨,可是常虹并没有离开他,因为他有货源。从那一刻起,除了父母,常虹不再相信任何人。

直到现在,常虹依然是单身。

吸毒没有“仅1次”

和很多吸毒者一样,常虹吸完毒就想睡觉,睡了就不去上班。1996年9月,因多次旷工,她被开除。

父母并不知道女儿吸毒。常虹的母亲回忆:“我们一直以为她在寻呼台,因为她还是按时出门。”

1996年至1998年,常虹换了多份工作,都干不长。她每天脑子里想的就是吸一口,9000元存款消耗殆尽。

1998年11月18日,常虹在吸毒时被硚口区公安分局抓获,被送强制戒毒。至1999年2月3日,常虹完成了生理脱毒。

据武汉市禁毒办介绍,戒毒是一个漫长而艰巨的过程。简单停止吸食并不算戒毒成功,完整的医学戒毒治疗包括生理脱毒、心理脱瘾、康复治疗、回归社会四个环节。生理脱毒大概需要3个月。而最难的是心理脱瘾,没有立竿见影的方法。只要心里稍微动摇,就有可能复吸。

常虹戒毒8次,前7次失败都是心理动摇。

“戒毒失败并不复杂,对我来说都一样。戒毒期间我告诉自己要坚强。强制戒毒结束在家待上一段时间,说是‘还愿’,即希望最后吸一次,体验欣快感,然后再也不吸。”可是吸毒只有0次和多次,没有1次,只要“还愿”就会掉入泥潭。

香港禁毒电影《门徒》中有句台词:“究竟是毒品可怕还是空虚更可怕?”常虹的回答是空虚更可怕。

“第一次结束强制戒毒,在家关了3个月,每天就是看电视打发时间。人一旦空虚就想吸毒的滋味,心中的恶魔也就跳了出来,大声说,‘还个愿吧’,最后一次。”常虹做了一个面目狰狞的表情。

“直到现在,在部分失眠的夜里,恶魔还会跳出来。”常虹说,恶魔没有消失,只是诱惑力无法和当年比,它出现的时间间隔越来越长。

结束3个月的居家生活,父母以为常虹脱离了毒瘾,不再限制她外出。可没几天,常虹根据毒友提供的信息外出“还愿”,再次染上毒品。

2001年11月23日至2002年9月24日,常虹第二次接受强制戒毒。

“再回来人就‘油’了,回家就‘还愿’,然后继续吸毒。”吸毒的来源,主要是两条路:一是偷,大到家里的录像机,小到父亲喝剩下的半瓶酒,只要能卖的,都会变卖换钱。为防常虹偷钱,家里的大小抽屉都会上锁。常虹母亲说,钱放在身上比放在家里安全。

另一条路就是骗,骗亲朋好友。畅阿姨是常虹母亲的老友,被骗过500元钱。“有次常虹到家来,说爸爸出差,母亲生病,借钱给母亲看病,我就借了。”后来向常虹母亲询问病情,畅阿姨才知道被骗了,钱已经化作常虹吸食的一缕毒烟。父母生病是常虹最常用的借钱理由。

结束第二次强制戒毒后不久,常虹从朋友处获悉,阿强因吸食毒品过量死亡。没有做具体求证,常虹对这个人已经没有任何一丝念想。

父亲手中的最后余温

从2003年至2007年,常虹又有6次接受强制戒毒。其中1次是常虹母亲报警。

常虹母亲说,报警的想法并不指望常虹能彻底戒毒,只希望强制戒毒一段时间,让女儿身体恢复一些。

父母骂过、哭过,常虹当成耳旁风,她以为人生就这样了。

2007年9月28日,常虹接受完人生的第8次强制戒毒后居家。父亲外出买菜,在离家不远的路上遇车祸,抢救无效去世,终年64岁。常虹闻讯赶往医院,握着父亲的手,还有余温。

“父亲走得很突然,没有遗言,现场散落着蔬菜。”常虹站起身,抽出一张纸巾,泪水在眼眶打转。她不想在不相熟的人面前袒露内心。

此时常虹33岁。

常虹常常想,父亲如果有遗言,一定还是那句说过无数次的话:“别吸毒了,好好生活。”

去世当天,常虹听到邻居的议论:“不能吸毒啊,33岁在家坐着,老人买菜出了事。”“吸毒的有什么好东西?”

“是我害了父亲。”这一次,常虹发誓一定要戒下来。

一张700元的收据

办理完父亲后事,常虹把自己锁在家里半年。不接触毒友,不外出“还愿”。避免空虚,常虹让母亲帮忙购买涉及制作手工饰品的相关书籍,到汉正街买些布料,又购置了缝纫机。制作手工是常虹曾经的爱好,现在用来打发时间。

“她是白天黑夜地干。”母亲记得,有时晚上醒来,常虹的房间里依然亮着灯,缝纫机发出有规律的声响。当时家中的手工布艺制品超过200个。

“但凡是我做手工的深夜,就是毒魔在内心蠢蠢欲动之时。”常虹不断做手工,填充内心空虚,压制毒魔诱惑。手工活做累了,看着父亲照片,“别吸毒,好好生活”的话在耳畔响起,她的脸上都是泪水。

半年后,手工陷入瓶颈,技艺没长进。常虹想报个班,学费成了问题。

在新华路,有手工培训机构,学时1个月。

“妈,我想学手工,学费700元。”常虹又一次向母亲要钱。不敢直视母亲的眼睛,她以前要过太多次钱,每次理由不同,但目的都是为吸毒,可这次,她是真心向学。

常虹说,吸毒的人都是自卑的,他们太长时间得不到他人的信任,有时候自己都不相信自己。常虹的打算是,让母亲陪着自己去交钱。

母亲打开钱包,取出700元,说了句“给”,没有多问。

常虹接过钱,很诧异,但没有做声,她自己去交了钱。

“我也是赌,输了就700块钱,她复吸我也有心理准备,赢了就是常虹真心戒毒。”多年后,母亲告诉常虹这样做的原因。

交钱回家,常虹把培训机构的收据送到母亲手中,母亲难得地笑了。

一个月后,常虹学成,手艺精进。她给自己的活动空间稍微放大了些,从家到家附近的仁寿路天桥,摆摊售卖自己做的手工包。

“每天清晨背一堆手工包出去,中午背着包回家吃饭,吃完背着包再上天桥。”11年吸毒让常虹没长本领,五笔还记得,可BP机已经走入历史。外出工作明显不如年轻人,摆地摊是她能想到的唯一出路。

每天外出,常虹背的包明显是卖不完的,从家到天桥不到1公里,她走得气喘吁吁,因为包多不好拿。她就想,自己不能走远。当毒魔跳出来时,她即使动摇也要先把包送回家,等回家时就把自己锁在房里,看看父亲的照片,想想他人蔑视的眼神。

从2007年到2013年,如果有人晴天经过仁寿路天桥,会见到卖包的常虹。

“我只是在弥补对父亲的亏欠,我没有办法陪他过年了。”常虹终于没忍住,还是用纸巾擦拭了双眼。

两个真诚的朋友

“这是我戒毒的前半段故事。剩下的故事,我带你去个地方。”平复了情绪,常虹起身前往车站。搭乘523路,目的地是硚口区汉水桥街中心戒毒社区。

根据《戒毒条例》,对解除强制隔离戒毒的人员,强制隔离戒毒的决定机关可以责令其接受不超过3年的社区康复。社区康复自期满之日起解除,即在法律意义上,戒毒人员可被认定为“未复吸”。在社区戒毒的3年期限内,戒毒人员应当根据公安机关要求定期接受检测。

硚口区公安分局介绍,常虹已成功戒毒超14年,但是每个月,她还是会主动到中心禁毒社区接受检测。

“检测给自己看,给家人看,给网友看,也是会朋友。”常虹说的朋友,是谢琳与史开宏,硚口区公安分局禁毒民警,常虹结交的朋友。

常虹本来是个开朗的人,但是染毒后她不再结交朋友,连和陌生人交流,都隔开1米的距离。

在前往中心戒毒社区的路上,一名陌生男子突然叫住常虹,说想加个微信认识一下。“我微信满了。”常虹立刻拉开与对方的距离,快速走开。

交友不慎让常虹失去了十余年的青春年华,她不愿意再去相信人。

走进中心戒毒社区,史开宏和谢琳正等着常虹,她们的皮肤都有些黑,作为硚口区禁毒宣传队的牵头人,她们常年在外奔走宣传禁毒。宣传队有180人,常虹也是其中一员,她是活生生的例子。

“谢姐、史姐。”看到两人,常虹跑了起来,上去就是拥抱。“你做的包我最近看了,样式不错。”“我下次做两个给你们带来。”三人手挽手往中心戒毒社区楼上走。

“2013年我和姐姐们认识,她们到我家走访,了解我的情况。听说我在外面摆摊,那时候流行开淘宝店,他们劝我也开个店卖手工包,我成功地从BP机时代直接进入了互联网时代。”2018年,在两个姐姐建议下,常虹又从淘宝网店,转移到抖音上卖手工包,除了卖包还能分享自己的故事。月收入超过3000元。

常虹认这两个人,在于一些细节。

首个警察节,常虹(右)和谢琳(左)在武汉公安机关活动现场。  通讯员张斌 供图

“你觉得很简单,其实很多人做不到。”让常虹记忆最深刻的是第一次见面时,谢琳和史开宏挽起了常虹的手,把自己的椅子给常虹坐,没有蔑视或者歧视。

也就是几次接触,真诚与尊重让她们成了朋友。“他们是真的不在乎我的过去。”常虹说。

谢琳说,禁毒民警要抓捕毒贩,但还有个重要任务,就是帮助失足者重回社会。“平等对待戒断者是我们的份内事,然后还要给予力所能及的关心。”谢琳说,她们看到了常虹的坚持与自强。

谢琳和史开宏将常虹戒毒的故事逐级上报。自助者天助,2015年,市区两级禁毒部门向常虹赠送一台笔记本电脑和一台单反相机,用于网店拍摄,各社区纷纷邀请常虹到社区传授手工饰品制作方法。目前她的抖音粉丝数7.4万。

“我很享受讲课过程,尤其是里面有熟人。以前别人鼓励我,让我戒毒,现在我会对其他人说,做得真棒,去鼓励他们。”

老邻居张阿姨说,2007年听闻常虹父亲去世,她以为这个家完了,但现在,这个家又重新变得生机勃勃。“真好。”邻居郭阿姨说常虹肯做,总看到她在忙。

结束采访时,常虹要求合影,史开宏和谢琳从两边搂住常虹。“你看,这就是自然。”常虹说着。

在抖音号上,常虹发视频,坦言自己是戒毒人员。这是她诚信经营的体现,也是希望得到大家监督、鼓励。

抖音中,对于他人恭喜她戒毒成功的留言,常虹回复了一句话:

“直到我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我才能骄傲地告诉全世界我戒毒成功了。因为只要活着,戒毒就是进行时。”

“我会努力,每年都会陪着母亲吃年饭。”采访最后,常虹补充说道,身旁的母亲头微微上扬,面露骄傲之色。

(长江日报首席记者姚传龙 通讯员张斌 王辉)

【编辑:丁翾】

(作者:姚传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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