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永东 (武汉市东西湖区人社局)

1985年初，我已近22岁，到位于武昌沙湖边的湖北大学进修，这是我第一次来到武汉。

时间已过去30余年，如果不翻看日记，很多人和事已然遗忘。但不知怎的，有一种印象却很深刻，时不时自脑海中冒出来 ：暑假的时候，正是盛夏的傍晚，赤膊走出校门，穿过三三两两的竹床，竹床上的赤膊男人们，摇着芭蕉扇，或躺或坐。在湖大门口的车辆厂及附近的三角路、三层楼一带溜达，吃各色小吃，好不悠闲自在，尤其是喝酸梅汤的那个痛快，印象特深，此种快感此后是再也找不回来了!

印象深的还有挤公交的情形。公交车颠簸得厉害，车上人很多，女售票员在拥挤的人群中穿梭往来，撕票收钱，还要与少数逃票乘客周旋。或许因工作环境恶劣，一些售票员往往操着汉腔，烦躁粗鲁，高声大嗓，有时甚至傲慢无礼。车上随时会发生争吵，售票员与乘客之间，乘客与乘客之间，汉骂此起彼伏。人多车少，坐车往往需要又抢又挤，我后来挤公交车还挤出了“经验”：不从车门正面上车，而是紧贴车身，一手紧抓门框，用力一“挖”，人就挤进了车里。

那个时候文学没有像现在这样边缘化，一度流行出版或自印诗歌小册子。进修第二年，1986年夏，我着手印刷自己的第一本诗集《平常岁月》。为此，暑假大半个月的时光，我在湖大与位于积玉桥的湖北中山美术印刷厂之间跑来跑去。那时候印书方式还大体停留在毕昇老前辈发明的活字印刷术，工人们拣出一个一个铅字码到一起，很是费时费力。那个脸色总有点阴郁、沉默寡言、独往独来的王体林师傅，大概与我一样，从农村来，似乎与这个城市格格不入。有一个叫张玲的女孩，她说自己 83 年初中毕业，原名张军荣，听起来像男孩。她留我午餐，邀我游泳，但或许因为矜持，都被我谢绝。时光流逝，如果不是日记，我甚至不会记起生命中曾经有过这些萍水相逢的人们，更不用说记得他们的姓名。所有这些似有若无，恍若梦境，30 多年了，我不知道那家如同作坊的小印刷厂现在是否还在，那些人现在在哪，是否平安无恙。

两年的进修生活结束，我，回到武当山。

1992年，我考上硕士研究生，第二次来到湖北大学，来到武汉。

研究生3年，是我经济最窘困的时期。那个时候适逢工资制度改革，机关事业单位工资涨了，但研究生奖学金基本没涨。为了贴补家用，学习之余，我在湖大历史系《史志文萃》杂志社兼过职 ；也冲着稿费，剪刀加糨糊，以主编身份组织一些研究生同学编写过好几本社会学类书籍，算起来有近百万字 ；还贩卖过挂历，我至今仍清晰记得，灯火阑珊的夜晚，自己拖着堆满挂历的小手拖车，穿过汉正街杂乱的人流，踽踽独行。

在武汉的这三年，我除了顾及沙洋乡下的父母，更多的是牵挂武当山脚下的妻女。那时，我无数次乘火车往返于武汉与 武当之间，不管这火车是白天还是夜晚开行，也不管是快车慢 车，也不管有无座位。按理，凭学生证买半票只能是每年寒、 暑假期间，但那个时候似乎比较宽松，或者售票员心存怜悯也未可知，我经常持研究生证买半票。后来，我不知听哪位同学建议，谎称研究生证丢失，另办了一个。因多次使用，我的两个研究生证都盖满了买半票的印章。我不晓得那些高尚的人，是否终其一生没有过任何道德瑕疵，但于我，很显然，窘困的生活，有时的确让自己显得卑微、猥琐。不管怎样，这两个研究生证至今保存完好，我舍不得丢弃，因为它们分明记载着生活的不易，更记载着一个穷困书生对于妻女的浓浓亲情。

1993年暑假，我参加了那年的高考历史阅卷。当时我和妻子丢下2岁的女儿，让姨姐帮忙照顾一阵子，我们则带着姨姐6岁的女儿来到武汉。天气热得很，我们在黄鹤楼下的武昌桥头(那时武昌桥头还有不少简陋商铺)，买到便宜的劣质台扇，好像是广东产，珠江牌，还买了一架玩具小吊扇，扇叶应不到一尺长，在湖大的研究生宿舍(干部培训楼，此楼尚存，垂垂旧矣)，一同度过那个炎热的夏天。

长江二桥正在兴建，我一直关注它的点滴成长，经常来到湖大附近徐家棚一带的江边远远地看修桥，我也带着妻子和小外甥女一同去看过。在我看来，这个桥是那么重要，耗时也是那么久，好像修建得特慢特艰难。如今，武汉长江段已有 10 多座各式各样的大桥了，我却似乎不再关注任何一座长江大桥的修建。

我现在比较关注的是通过自家门前的地铁 6 号线二期，虽然地处东西湖吴家山，应属武汉偏僻一隅，但在我家新、旧房子所属的小区门口却都将拥有一座地铁站，站名也称得上响亮好听：临空港大道站、码头潭公园站。而且这两站都将是换乘站。

1995年夏，研究生一毕业，我便到了东西湖。结束了以往20多年的学校生活，从此来到一个完全不同的工作、生活环境，这应该算我第三次到武汉。

当时的东西湖尚属郊区，仍是相当偏僻落后。现在的区政府一带都还是农田，田埂边的树下拴着水牛。区政府所在地的吴家山地区仅一条107国道与市区连通，而且中间横亘着蜿蜒曲折的张公堤。当时的张公堤(不像现在是一座与园博园连通的美丽公园)，对于吴家山人来说，可谓如鲠在喉，它把本区域与市区截然分开，仅在与107国道交会处开了一道狭窄出口。

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硕士研究生尚比较稀缺，在中心城区找一份比较理想的工作不成问题，比如我，本可以留校任教。但我受中国古代文人的影响，怀揣从政理想，所谓达则兼济天下，到东西湖其实不是要谋一饭碗，唯望在基层能够有所作为。不曾想，在某政府部门一干就是20余年。

我今年已54岁，算起来，在武汉业已生活整整27年，巧得很，刚好是过往生命的一半时光。

人生遭遇武汉，可喜抑或可悲?《项脊轩志》说，“然余居于此，多可喜，亦多可悲”，我或许可以略加修改：“然余居于此，多可悲，亦多可喜”。且不说在湖大的5年惬意时光，我的绝大

部分诗歌习作都在那个充满宽松自由空气的美丽校园写就，在那儿，奠定了我对文学的终身挚爱。就说在东西湖这些年，我家小槿，自由快乐地成长，在没有任何培优的情况下，以优异成绩从东西湖吴家山二中考入武汉外校，在外校高二时又考入美丽的花园城市，现已取得绿卡，有一份比较理想的工作。还有，我和妻子的若干亲戚，如同被巨大的磁力吸引，先后来到武汉，有的还住在我家，然后各自成家立业，从此在省城与我们相聚相伴，我们再不孤单。而且，我家门前的两座地铁换乘站，为迎接世界军运会，或许后年即可投入使用，届时直接连通武汉三大火车站以及天河国际机场。从此，我可以更便捷地到达异国他乡，或者回到日益亲近、日益依恋的故乡。

这些年，我也去了不少城市。但我知道，我在任何地方其实都不愿呆太久，那个时候，武汉是根据地，不管我云游何处，总归离不开，还会归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