米兰大瘟疫（1629–1631）

我的老家江苏是有名的“内斗”省。苏南瞧不起苏北，苏南苏北内部又各自瞧不起，按照地理区位和经济发展水平，形成一条声名远扬的“鄙视链”。我还在北京读研究生的时候，有回找暑期实习，面试官翻着我的简历，就突然饶有兴趣地问了一句：“听说你们江苏人特别喜欢互黑？”

其实公平点说，不惟江苏如此。只需稍加翻阅网上流传一时的“各地人民心目中的中国地图”，便可知神州大地，处处有“内斗”。根据自己的有限认知，简便易行地贴上标签，建构并贬低想象中的异乡，既是个刷优越感的好办法，又能借排斥他人，稳固本地认同。

最近翻看《书屋》，有一篇文章讲到梅毒在欧洲的历史称谓，发现原来东方西方的月亮，也是一样的不圆，内斗互黑这一传统，并不为中国专美。16世纪时，意大利医生最先将梅毒命名为“法国病”。法国人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称之为“那不勒斯病”或“西班牙痘”。在俄国，梅毒被叫做“波兰病”，波兰人又把它叫做“德国病”。到了土耳其人那里，索性一棍子打翻一船人，命名为“基督徒病”。

在这里，梅毒这种不体面的疾病不仅仅是纯生理性的。它甚至远远超过了疾病本身。它与不同的地域、族群相联接，被诉说、想象和隐喻，因而具有了更广泛的指向和意义。简而言之，瘟疫总是来自他处。那里非我族类，因而潜伏着不净、邪恶和诅咒，可能造成污染和威胁。在《疾病的隐喻》里，苏珊·桑塔格甚至认为，癌症、结核病、艾滋病给身体带来的深重痛苦，还不及这些疾病加诸身体上象征意义的压迫和羞辱更令人难以承受。因此，她要“揭示这些隐喻，并藉此摆脱这些隐喻”。

从法国哲学家福柯的视角出发，隐喻其实是一种权力。而权力无处不在，并不仅限于疾病。权势的转移，往往会引起想象和建构的变化。近代以来西风东渐，西方“文明”而东方“落后”的观念，深入人心，浑然忘了近代以前欧洲对东方的想象并非一贯如此。土耳其宫廷的穷尽奢华曾令欧洲仰慕，古代中国的政治制度也为哲学家们所赞美。

然而时移世易。鸦片战争之后来华旅行的欧洲人，已经开始对中国囚犯戴枷示众表示厌恶性的惊奇，并不记得枷这个东西其实不是东方人折磨肉体的野蛮专利。在《杀千刀：中西视野下的凌迟处死》一书中，卜正民梳理了欧洲肉刑史，发现直到1816年，英格兰才禁用颈手枷，1837年才完全废止。

（清代 · 即将被凌迟的犯人）

（清代 · 凌迟的现场）

从绞刑、砍头到电椅，再到注射死亡，现代西方司法因免除了对罪恶的肉体折磨而被视为“干净”，对比之下，枷锁或凌迟成为文明对立面的绝佳象征。1904年秋到1905年春，有三套凌迟现场的照片被拍摄下来，并在西方被保存和传播——甚至以明信片的方式。当读者以猎奇的眼睛捕捉此类“原始”、“野蛮”的习俗，或许出自真诚的健忘，也或许出自高傲的心态。他们大概不会去读孟德斯鸠在《论法的精神》里对中国法律的赞美：中国人比俄国人更有智慧，因为俄国人用同等的刑罚惩治抢劫犯和杀人犯，而中国的刑罚更为精细，最严酷的刑罚“凌迟”能够制止劫匪在谋财时不要害命。

以此类推，大概总有些东西，不仅限于“肮脏的疾病”或“野蛮的异邦”，以流行的成见而存在，被当作不言自明的东西而接受。我们却浑然不知。

（顾燕 80后，江苏人。曾是媒体人，现为研究者，关注20世纪中国史。）

（作者：顾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