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刘洪波（湖北仙桃人。长江日报评论员，高级记者。）

对人来说，时间总是与生命联系在一起的东西。生命终结的时候，属于人的时间就宣告结束。属于人的时间极为有限，使本质论的生命意义探讨，笼罩了浓重的悲剧性或者虚无感。生命无不归于死亡，那么人生的本质到底是什么，是生命的开放过程，还是死亡的逐渐展开？生的价值是生还是对生的否定——死？

在西方哲学中，答案虽然并不一致，但总体而言，因为时间限度的存在，几乎所有的生命思考都带着低沉的调性，这使“思”变成一种沉重的事情，“沉思”可以说是思的一幅画像。沉既是思的外在形式，也是思的内容表现，充满着纠结、紧张、否定，以及二值性的分别。

古代哲学通过时间和永恒的区分，把生命视为天然的缺陷。中世纪哲学为生的必死性提供意义，那就是皈依上帝，这同时用来安慰时间大限所带来的恐惧，与此同时，还为生确立了原罪，为死准备了天堂和地狱。“上帝死了”以后，哲学开始将时间还回给人，但因为死不可能克服，于是一面鼓励了对生命的珍视、安排了生命的自主，同时把生的意义还原到个人。“属于自我”意味着个人可以随便怎样选择，“活在当下”则表明人大可不必为死去之后的事情操心。死本来就是一种令人恐惧且无可脱逃的分隔线，那么生的意义就只在于活着本身，怎么高兴怎么来，有了快感你就喊，如此而已。及时行乐的现实主义，基础其实刚好在于这样的认识，那就是时间将终结于死亡，生命注定是一场悲剧或一种虚无。即使悲壮如“向死而生”，底色仍不脱一个悲字。

马克思主义显然不是如此消极地看待生命。在马克思主义者看来，时间固然是个体的，但更是社会的。以个体的形式存在，这是生命从属于自然界的一种特征，或者说是动物性的特征。动物虽然也可能存在群体，但更加重要的是动物无法建构个体与个体之间进行充分交流的形式。而人类本质上是社会性的存在，举凡人与动物构成区别的那些特征，无不是因为个体间的联系而存在的，劳动、交换、语言、文化等等，都是这样。因此，人的时间说到底是社会化时间，人类在生产中为自然的、个体的时间赋予了社会意义。

这种时间观，使时间和生命摆脱了低沉消极的基本面貌。人存在于时间中，对时间具有无条件的依赖性，但人不是像动物那样，简单地适应和受制于时间，而是通过自身的能动活动，把自己“写入”时间里，从而成为时间的积极运用者。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为时间开辟了更广阔的空间，整体上拓展了身体存在和生命存在的限度。

这种时间观，不仅把个人的现实时间加以社会化理解，从而为个人的现实生命提供意义，而且把社会时间的运动进行历史性理解，从而使基于孤独个体的生命叹息和自怜转化为宏大的历史过程，为积极的生命过程提供了依据。人是社会存在与历史存在的统一。人一方面生产着现实，以此构建自身，另一方面这一生产并不是孤零零地摆放在时间的灰烬之中，而是加入到持续性的时间过程，形成为人类历史。

这种时间观，并不把死作为生的绝对否定，因为人总是社会性的，那么个体的生与死不再只是纯粹的悲剧，它同时也是社会新与旧的交接。对彻底的唯物主义者来说，生与死不是基于“生亦何欢，死亦何苦”的无奈，不是基于“齐物论”的生死同一，而是基于生命现象的新陈代谢。自然的死亡，是个体生命的扬弃，个体生命以生死形式加入自然界的转换，而社会生命因为自然的生生死死而保持生机。这里，同样产生着因为时间和生命的社会化而带来的积极态度。

中国传统中，具有主流位置的儒家思想尽管并没有马克思主义对时间和生命那般透彻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论的认识，但仍然开辟了一种积极的时间理解路径。“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积极的生命态度，发乎扩大了的“本身”。人不只是个体，还负载有“修齐治平”的责任，在这个逐渐扩大的社会化链条中，个体只是起点，起码要扩大到家庭，而终点在于“天下”。因而生命不因个体终将一死而哀怨自怜，而将因个体生命和个人时间在家、国、天下的投放而欣慰。在时间长河中，生命因其在家、国、天下的历时性存续中也将获得长久的价值。

孟子评价四种圣贤类型：“伯夷，圣之清者也；伊尹，圣之任者也；柳下惠，圣之和者也；孔子，圣之时者也。”从一般推理来说，孟子对孔子应该会给出最高评价。现在人们一般解读为孟子说孔子是识时务的圣人，似乎认可的是孔子的“时代投机”水平。其实，孟子肯定的是孔子对“时”（包括时代与时机）的准确把握。《中庸》说，“君子而时中”，说的是君子随时都能处在适中状态，严守中道，无过无不及。这既包括世势有变易，严守中道就是一个随时代和时机而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过程。钱穆说“中国历史亦各有其现代化”，夏商周三代，何尝非当时之现代化，孔子“言因言继，即言其传统。其言损益，即其当时之现代化”。这大概就是“圣之时”的真正意思，表明孔子有着强烈的时间意识和历史感，绝不只是临时起兴地说一句“逝者如斯夫”而已。

“天下随时，随时之义大矣哉”“时异而不随，否之道也”“时止则止，时行则行，动静不失时，其道光明”，周易中到处可见与时间、时代、时机、时节有关的文字。中国文化对“时”的敏感把握，最显明的特点是形成了对历史超乎寻常的关注。历史既是个人、家庭、家族最为重视的存在，也是社稷、国家最为重视的传承。追溯先祖、绵延家族、传承家风、造设宗庙、列名青史、国史统续，如此等等，表明无论修齐治平，都指向了“人在历史中存在”这样一个题旨。由此激发的积极人生态度、自觉责任意识，形成了中国文化的主流人生面向。

面对时间和死亡，能够为生命提供一般的积极境界，而又不落入玄虚的，以我所见，似乎只有历史唯物论和儒家思想。

【编辑：贺方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