尹俊，北大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院院长助理、博士生导师，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访问学者。
“规划既可以是动词，也可以是名词”
《中国式规划》今年2月推出后引发热烈反响，施普林格出版公司已购买了该书的英文版权，其他出版公司正就该书的德、韩、越南、老挝等语种的版权进行洽谈。
能有这种影响力，除了“中国式规划”在全世界独树一帜之外，这本书本身也是干货满满。作者之一徐嘉是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第二研究部助理研究员，另一位作者尹俊师从著名经济学家厉以宁，其著作和论文多次获奖，而且在国家开发银行规划局从事规划工作多年。
全书运用大量档案史料，清晰勾勒出从新中国成立之前的“东北计划”到今天“十四五”的脉络，系统总结了各个五年规划的成败得失、经验教训，没有回避“二五”计划始终没有正式公布这样的真实历史，点出了五年规划恰好跨越换届任期这样的微妙所在。
2014年12月，时任南非总统祖马访华，与习近平主席达成了中国南非海洋经济合作的共识。2015年7月，国家发改委邀请国家开发银行规划局参加南非政府代表团会见，在讨论如何落实双方海洋经济合作时，中方向南非方提出编制规划是中国的一项成功经验，在听完中方介绍规划的定位、原则、步骤后，当时的南非代表团团长、环保部部长当即同意并组建了规划编制工作组。
工作组先后调研了外交部、商务部、国家海洋局、在南非有业务的中资企业、金融机构，以及我国海洋经济大省山东省和江苏省。2015年10月，工作组赴南非，与总统办公室、环境事务部、交通运输部、国有企业部、农林渔业部、外交部、公共工程部、海洋安全管理局就多项问题深入研讨，并在南非开展实地调研。
这种“集思广益”正是“中国式规划”的做法。尹俊告诉长江日报记者，我国的大型船舶制造技术和产能世界领先，很多人想当然觉得这应该成为中国南非海洋经济合作的重点领域。但他们调研后发现，大型船舶全球产能都是过剩的，南非需求并不高，相反，南非在船舶维修领域和小轮船领域需求很高，于是他们向南非方提出将这一领域作为合作重点，南非方高度肯定，认为规划定位非常精准，体现了双方意志。
2015年12月，习近平主席赴南非参加中非合作论坛峰会，双方在此期间签署了海洋经济合作备忘录，建立了政府间合作机制。但是尹俊他们的事情还没有完，他们又在国内召开中资企业赴南非投资的对接会，向企业详细介绍规划的重点领域，并介绍了南非的政策法律法规、重点渔港案例，调动市场主体的积极性，激励企业共同推动规划落地。
有了这样的一线操作经验，尹俊在书中写道：“规划既可以是动词，也可以是名词。”名词属性的规划就是一个文本或曰一张蓝图，动词属性的规划，是指国家编制和实施规划的互动过程。
《中国式规划》，主要就是在讲“动词”。
《中国式规划：从“一五”到“十四五”》（尹俊 徐嘉 著 北京大学出版社）。
【访谈】
“十四五”规划已经通过并公布。此前，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审议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 ，提出“完善国家重大发展战略和中长期经济社会发展规划制度”。这是中央文件首次提出“规划制度”的概念，此前一般称为“规划体系”。
从五年计划到五年规划，从“一五”到“十四五”，“中国式规划”数易其名，走过了不寻常的路；今天，放眼世界，中国几乎是唯一一个还在坚持做“规划”、并且规划得有声有色的大国。“中国式规划”是如何炼成的？长江日报专访了《中国式规划》的作者之一尹俊。
中国五年规划是一种“弹性”规划制度
读+：中国的五年规划最早是向苏联学习的结果，但是从一开始就不像苏联，这是为什么？最后苏联放弃了五年计划，我们的五年规划却“青出于蓝而胜于蓝”，这又是为什么？
尹俊：德国学者韩博天写过一本书《红天鹅——中国独特的治理和制度创新》，他说，与其他政党不同，中国共产党在夺取政权之前，历经了近30年极其艰苦的革命动员和战争，在如此漫长的岁月中，中国共产党为了适应各种挑战，善于灵活使用主动出击和迂回调整的策略，积累了许多宝贵的经验，形成了一套政策风格并延续至今。
我认为（这套政策风格）就是实事求是，能够根据环境变化及时适应和调整政策。这既得益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指导，也得益于中国传统文化的智慧。
苏联的五年计划是比较刚性的，对经济社会的方方面面都进行严格的计划控制，不仅调整的可能性很小，而且要求各级主体从事经济社会活动要受到准许或有许可证。而中国虽然参考了苏联五年计划的经验，但总体上是实行了一种“大计划、小自由”的体制，是一种弹性规划制度。比如对工业生产以及物资调配并没有实行全面的中央计划控制，只是控制关键性的产品与物资，对农业计划控制是间接的。尤其是经过几次计划管理权的下放，中央政府计划管理的实际范围大大缩小。
习近平总书记在论述国家治理水平时说过，“该管起来就能够迅速地管起来，该放开又能够有序地放开，收放自如，进退裕如，这是一种能力”。这一重要论述对我们理解“弹性”非常有益，这就是我国的五年规划制度“青出于蓝而胜于蓝”的奥秘。
读+：您在书中提到了一个很有意思但是似乎很少人注意的细节，就是中国好多个五年规划的正式名称都不一样（直到“十一五”，其名称才稳定下来，详见本报今日10版——读+注），这是否也是“弹性”？
尹俊：中国的五年规划制度经历了曲折探索、改革发展、科学完善三个阶段，其名称变化是这一过程的外在表现。
第一，从经济领域转变为经济社会各个领域的规划。“一五”至“五五”时期主要是经济计划；“六五”之后，增加了社会发展的内容；后来的规划逐步涵盖了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环境、生态、国防等各个领域，成为国家发展规划。
第二，从微观干预为主转变为宏观管理为主。早期五年规划的主要内容是政府对经济活动、重点项目等进行微观干预，内容比较具体，因此称为“计划”。从“八五”以后，“计划”改为“计划纲要”，以宏观管理为主。“十一五”之后，规划进一步明晰了性质和定位，“计划纲要”更名为“规划纲要”。
传统规划学理论的失败，并不是规划本身的失败
读+：“十四五”规划纲要已经公布，从中能否看到中国在规划制度方面的进展和变化？对于中国式规划存在的一些矛盾和问题，有没有一些创新的措施？
尹俊：我国规划制度在规划编制和实施方面仍然存在一些问题。比如，规划编制工作涉及到多个部门，但是当前各个部门的规划编制职责还主要是一些不成文的规定，随意性较强；规划编制中的公众参与仍然停留在法律性文件中的原则性概念阶段，缺乏程序性权力。再比如，五年规划作为国家最重大的公共政策，其地位缺乏规划相关的法律依据和支撑。基于此，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明确要求“完善国家重大发展战略和中长期经济社会发展规划制度”。
“十四五”规划编制的一个重要特点是坚持发扬民主，通过互联网就规划编制向全社会征求意见和建议，在我国五年规划编制史上是第一次。
“十四五”规划纲要对加强规划实施保障方面也有重要创新，比如明确提出把党的领导贯穿到规划实施的各领域和全过程；另一个重要进展是首次提出加快发展规划立法，要求坚持依法制定规划、依法实施规划的原则，将党中央、国务院关于统一规划体系建设和国家发展规划的规定、要求和行之有效的经验做法以法律形式固定下来。
读+：书中写道：中国政府进行了“最有魄力”“最科学”的规划工作，如何理解这两个“最”？
尹俊：为什么说“最有魄力”呢？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规划科学是最大的效益，规划失误是最大的浪费，规划折腾是最大的忌讳。规划是国之大事，世界各国的规划有得有失，对各个国家影响深远。中国没有照搬苏联，也没有盲从西方。历史已经证明，中国特色的规划制度作为国家宏观战略和治理的独特机制，在创造中国奇迹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这一前无古人的伟大实践无疑是“最具魄力”的证据。
为什么说“最科学”呢？从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开始，许多国家都采用了不同形式的规划制度，但是从结果来看，能长期保持成功并发挥作用的很少。因此，国外一些学者的研究对传统的规划学理论提出了诸多质疑，尤其是在新自由主义思潮的影响下，规划被作为“披着马甲的计划经济”受到批评。事实上，虽然规划制度在许多国家并不成功，但中国五年规划制度的成功就足以说明这是传统规划学理论的失败，而不是规划本身的失败。
中国的治理哲学认为，政府与市场并不是对立的
读+：世界大国中，只有中国仍然坚持了规划工作，规划效果也是最成功的，其中秘诀是在规划之内，还是在规划之外？
尹俊：世界各国的规划兴衰有多方面的原因，但与其秉持的治理哲学密不可分。因此，中国规划的成功秘诀不仅在于规划的科学性本身，还在于规划背后的治理哲学。
中国之所以能长期坚持规划制度，是因为中国的治理哲学认为计划（政府）与市场并非是对立的，而是一种共生的治理哲学。邓小平对此有深刻的论述：“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实践也充分证明，中国的规划制度既能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又能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检验了这一治理哲学的科学性。
读+：您提到，现在也有一些经济体试图学习中国的规划方法，并邀请中国的规划机构帮助他们编制规划。在您看来，“中国式规划”有可能成功推广吗？
尹俊：2008年全球经济危机以后，规划制度在许多国家重新兴起，这主要是由于中国长期坚持规划制度带来了积极的示范作用。许多发展中国家开始模仿中国制定中长期发展规划，波兰、埃塞俄比亚、贝宁、乌干达、坦桑尼亚等国家还邀请中国机构帮助他们开展中长期发展规划的编制咨询工作。
推广中国五年规划制度的经验，要完成“从特殊性到普遍性，再从普遍性到特殊性”的科学过程。从特殊性到普遍性，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讲述中国故事，总结中国道路，发展中国理论。从1953年到现在，中国已经制定了十四个五年规划，可以说一部规划史就是一部共和国经济史，我们需要从规划的故事中找出规划的逻辑，进而形成规划的一般性理论。
从普遍性到特殊性，就是马克思主义所讲的理论联系实际。规划制度作为国家治理体系的组成部分，必须与各个国家国情相匹配。因此要把规划的一般性理论与各个国家的政治制度、经济制度、社会文化等结合起来，形成符合各个国家实际的规划制度。如果我们在其他国家完全照搬中国五年规划制度的模式，而不注意不同国家的特殊国情，就会犯“公式主义”的错误。
长江日报记者李煦 统筹│陈昌 海报│李玉莹 张莉
【编辑：贺方程 丁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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