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刘洪波（湖北仙桃人。长江日报评论员，高级记者。）

现在很难设想电影的发明对人们的视觉体验带来的冲击。今天，人们的眼睛不仅早已习惯了活动的图像，而且极力追寻现实世界中看不到的视觉景观，3D电影也难以让人受到震撼。而电影刚刚诞生时，看到银幕上火车驰来和大雨落下，有人会奔跑躲避。

作为一种技术，电影似乎复现了时间。与静止图像不同，静止图像对时间的复现，是一个凝固的瞬间。戏剧能够演绎故事，某种程度上，也能复现过去，但角色扮演能使人明知台上只是在模仿过去。电影则不同，一方面它捕捉并固定了过去，就像把时间抓住了一样，同时，它又能将过去“原模原样”地再现，从而使过去好像活了过来。

这就是为什么电影出现以后，围绕它产生了许多与时间有关的思考。人文思维与科技思维对电影带来的时间感受很不一样。对科技思维来说，电影的顺序放映和逆序放映，非常适合用来说明时间的方向性。一个鸡蛋打破了，就不会重新复原；一个杯子落到了地上，就不会自动回到桌面，电影可以形象地演示。当蛋壳从破裂变得圆合、当杯子自己回到桌上，我们都能毫不费力地指出这不合情理，时间的方向是固定的。

电影带来了一种非文字的致思习惯，强化了图像和形象的倾向，某种程度上，电影重塑了我们的思维，使人建立起“电影思维”。于是，人们能把电影作为理解事物的一种新途径。阳光照进室内时，我们能看到光线中许多微小的物体，各自做着不停歇的运动。这是微波粒子在气体中进行布朗运动的一个例子。如果对布朗运动的某个粒子拍摄电影，那么这部影片无论顺着放还是倒着放，都不违和，这跟一个杯子不会自己跳到桌上的单向性明显不同，时间的方向性似乎消失了，先后次序没有差别了。

电影还被用来分辨肉眼看不到的真实。当电影胶片被一帧帧查看，裸眼观看时被忽视的细节呈现出来。高速摄影、显微摄影更是为细致观察打开了通道。慢镜头早已不只是艺术表现手法，现在对基本粒子一秒钟拍下的电影时长，也远远超出个人生命极限内的观看能力。观察始终是科学研究的基础，通过“变速”把时间分辨到新的水平，才能发现物质世界运动的真实。对科技人员来说，运动可以通过不断细分的瞬间来逼近，时间的连续性可以通过越来越细密的切分来认识，就像用微积分可以去逼近无穷。这即使不是完美的，至少是可行的，因为人无法直接对无穷、运动、连续性做出计算。

不过，在人文知识分子中，对电影进行文化和认识论批判，一直都有。对他们来说，运动与瞬间、连续与切分，根本上就不是一回事，而是性质上绝然不同的两种状况。他们认为，真正的连续体不可能由孤立的实体构造，运动也不能由分立的瞬间组成。连续体可以分解成片断，就像人可以分解为四肢、躯干，或多少克铁、多少克钙，但分解开来就不再是人，运动切分成瞬间，就不再是运动了。

哲学家说，无论电影摄影机有多快，能把一秒分到多细，还是有“某些根本的东西”从电影画面的缝隙、从时间分隔线上溜走，世界尤其生命最基本的层面不可能彻底被电影摄影机把握或捕捉，脑子里记忆的任何一秒的内容，都比拍摄下来的场面深远和丰富得多，生物时间人的时间不能与物理时间等同。哪怕几秒钟无意识的梦，丰富性都足够回想好几天，更不要说人的意识活动和情感活动。

科学思维和人文思维，从极化的方面看，各自都不能说没有道理。从科学思维来说，把自然过程和自然对象分成一定的门类，然后在各门类科学中进一步分拆、辨剖，是近代以来科学研究的主要模式，科学因为这种“分”而深化，取得巨大的成功。但正如恩格斯所说，这种做法给我们留下了一个习惯，那就是把对象和过程孤立起来，撇开宏大的总的联系去考察，因此就不是从运动的状态，而是静止的状态去考察。这被称为形而上学，它其实已成为我们习惯的思维方式。另一方面，人文思维虽然有可能把握对象和过程的总体联系，但又难于着手对事物加以切实的研究，从而变成空疏的“想法”甚至感叹。例如，批评把时间分拆开来把握不到运动的真谛，这不无道理，也不难，但如何不从时间上、实体上对事物“分而治之”，还能有办法展开研究，这却很难。马克思主义提出的解决方案，是以辩证法反对形而上学，以唯物的实践论反对坐而论道的“总联系”“总把握”。

电影以瞬间的连缀来形成运动表象，造成“运动感”，固然并不等同于真正的运动，就像数字电视无论分辨率有多高，也与自然界真正的绚烂色彩有本质差别，但就目前而言，当我们去研究事物在时间中的运动时，还是只好用“过电影”的方法，当我们看到一个原子怎样与另一个原子结合，就朝着认识事物的生成过程迈进了一大步。当我们把意识过程用大脑突触一瞬间的接触或者电位反应、多巴胺作用等来解释时，可能并没有摸到意识生成的本质，但总还是在往前走，如果我们不这样去认识，那就只剩下承认大脑是个黑箱子，感叹一下大脑好神秘，这种总体把握，不仅不比形而上学高级，而且比形而上学还要软弱无力。

迄今为止，现代科学所使用的方法，如果有一种东西可以比喻，没有比“过电影”更相像的。

【编辑：贺方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