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刘洪波

继续讨论时间的乌托邦。

设想有足够的支付能力来建构个人的时间帝国，即时满足各种“所想即所得”的愿望，而不被各种“短缺”而拖累，不需为此而付出时间，这是一种经济思路。这也是永远不能实现的设想。“愿望”是无所谓满足的，有时稍纵即逝，有时上不封顶，无法也无须尽皆实现。任何体制都在本质上拒绝这样的乌托邦，现代社会也一样。

现代社会里，无论人生哲学、道德哲学，还是经济学，都不支持不付出个人努力(包括时间付出)而满足其愿望。哪怕一个人拥有足够的支付能力，满足个人愿望还会面临社会观念体制的制约，给狗戴上钻石，不只是支付能力问题，还是生活伦理问题，那些胡乱满足愿望的行为会成为恶劣的榜样，受到社会排斥。

现代经济体制更是齐根上让人不能建立个人的时间帝国。它没有保证一个人人丰裕的社会，而是通过确保建立“欲求不满”的社会，来激发每个人的努力。它需要分配差距而厌恶平均分配，因为差距一旦不存在，人的工作动力就要下降，经济发动机就会减速，这也就是说，它将维持大多数人勉力生活而极少部分人占据顶端的结构。

生产速度已经超过了消费速度，但生产仍不能停止，经济机器不能停顿，为此需要不断摧毁旧的产品，进行消费升级，一个节俭到三年不换手机的人，不是被法律惩罚，而是被社会制造的“时尚”惩罚，“落伍者”的贬义标签让人恐惧，产品升级的企业需求与追慕新品的社会风尚合而为一。产品不是因功能不足被淘汰，而是因不再是新品而视为垃圾。人在风尚中，就要出售时间去更换新品。与此同时，“基本生存”的代价也在提高，使得小部分只有能力获得基本生存的人也要投入时间去获取。消耗时间的任何方式，也同时被纳入了商业范围，无论喝茶聊天还是健身旅游，都是按等级出售的服务，购买要付出代价。

对处在经济结构顶端的人来说，财富的数量作为一种符号，用以标明成功还是失败。由此，即使他有能力支付一切账单，也不能将时间投入其中，而必须为了“成功”而留居在“事业”之中。很少看到谁挣够了就金盆洗手，享受时间自由、完整的个人休闲，只看到人至死而休或直至“失败”而跳楼。

通过想象中的欲求限制而实现时间自主，某种程度上是一种政治思路。时代已经被加快，制度对快进行了全盘肯定、支持和推动，为实现目标而精神奋发受到了鼓励，清心寡欲而按部就班则受到鞭策，时间管理全面进入法定化、规则化轨道。在这种情况下，保持时间节奏、坚持时间自主、要求弹性工作、主张“擅用时间”，本质上就变成政治要求。而事实上，没有人再拥有“懒惰的权利”。懒惰就是不按照社会认可的方式使用时间，这不只是道德问题，也是政治问题，没有哪种政治建制向懒惰者开放，世界上似乎也没有懒汉组织。“不养懒汉”的宣告，更意味着懒惰者的生存权也告危机。自工业革命产生以来，工作时间的斗争就是政治斗争的一种，8小时工作制、40小时工作制、带薪假、女性生理期休息权、哺乳假等等，都是斗争成果。人的寿命在延长，退休年龄从60岁演变到65岁，国家对人生进行的时间管理应节而来。总体而言，现代政治体系不支持个人时间自决，不支持付出社会变慢的代价来满足个人的时间自主。

让自己从日常时间占用状态中脱离，经常地，这是一份职业，中断其连续性的时间不自主，为自己赢回对时间的控制，这是个人可为的。我们已经说过，这种时间乌托邦需要各种代价，一是你付得起这样做的经济成本，二是你只能偶然为之，或者你经常为之并能够承担得起再次进入职业时机会减少。这是一种文化的思路，它依赖于你的个人想法和时间策略，同时也依赖社会观念。即使是这样，你并没有赢得完全的时间自主，因为你只是中断时间不自主，并往往还要进入不自主状态中去。另外，在社会观念上，尽管人们对“无业”的宽容度已经大为增强了，但其实还只是接受“暂时无业”，很少接受一个人长期无业的状态，这是一种社会文化压力。就算你能够承受各种压力，可能得到的仍然只是时间自主的假象，因为你在社会中生活，到处都可能将你的时间消耗在不自主之中，约会、看电影、上商店，哪里都在按钟点运行，而不是根据你的习惯。你还可能被安排在某种看似“自然”的时间进程中，例如飞机降落在需要摆渡车的地点，你以为那是因为机场繁忙，实际上这可能只是为了行李转运，你因为一到大厅就取到了行李而没有等待，一点也没有抱怨机场的效率。你的时间自主，不过是社会的时间文化内在地被你接受。

无论经济、政治还是文化的时间乌托邦进路，在社会的时间控制下，都是没有基础的。现代社会的时间控制，对个人时间的挤压，以及对人的时间心理的把握，对人的行为时间的计算，都已达到了以秒计算的数字化水平。小到过一个路口要走几步、这几步要几秒、等待一个绿灯多少秒会不烦，大到一个人能活多少年、能够工作多少年、能够接受多少岁退休，都在时间控制中充分体现。

刘洪波 湖北仙桃人。本报评论员，高级记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