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杨庆祥

就我个人的阅读观感来说，编剧和小说家海飞的《惊蛰》是最能带来阅读快感的。这部小说为什么一下子就能把人抓住，让我们一口气读下去？我觉得有三个重要元素：动作性、故事性和行动性。小说中的主要人物都是依靠行动来推进的，而每一个行动在其故事逻辑和历史逻辑里面都有它的合理性。所以它的行动虽然快速，但是并不让人反感，它行动挪移的空间虽然很大，但是让人觉得是合情合理的。

茅盾曾经对《水浒传》给予高度评价，认为其最重要的特点就是用行动来表现人物，表现人物的性格，并推动故事的发展。现代小说有一类主要是以情绪来推动的，比如普鲁斯特的《追忆逝水年华》，那是一种漫长甚至是冗长的情绪和心理的铺陈。《惊蛰》完全不同，它继承了中国古典小说的智慧，人物以动作而不是以情绪来完成叙述，叙述的节奏控制得非常有分寸。

其二，海飞长期从事编剧工作，和屏幕、镜头打交道比较多，这也影响到了小说的写作。这部小说从视觉角度看，其实是很多镜头的组合。在某种意义上会让我们产生一种后现代的时空切换的冲击感。海飞把这些长镜头、短镜头组合拼接得比较完美。镜头带来的即视感和跳跃性，也是这部小说得以成功的一个重要原因。

由此，这部小说产生了一种直接性和戏剧性。戏剧性来源于直接性——镜头感和人物的行为所造成的直接性。让我们立即就能够感受到小说人物对世界的理解，以及自我的高度完成。在这种直接性里面，我读到了一种人的尊严感。尊严感这种东西在小说里是非常重要的，是小说高于生活的一个重要衡量标准。

当下的很多写作在这一方面做得很不够，有一次我在一个会上还就此发了点牢骚，我说现在打开期刊杂志，太多作品都是在写男盗女娼、诲淫诲盗，给读者的感觉是每个人都活得很卑微，都特别琐碎，一地鸡毛，当然这种卑微和琐碎是日常生活带来的没有办法避免的。但是我觉得人之所以为人，不仅仅是因为他活在这样一些日常纷扰之中，而是他能够反思这一切，并能够把自己提升。小说通过书写这一过程让人物获得一种尊严感，并且能够塑造所谓的灵魂的深度。我从海飞的《惊蛰》里看到了日常生活的神性，他没有回避书写日常，但是他的日常惊心动魄，这是小说高于生活，大于故事之处。

其三是时间问题。小说的题目——惊蛰——很明显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时间刻度。小说里面其实有两种时间，一种是所叙时间，那就是所谓的历史时间，就是这部小说要向我们讲述的那个时段，在海飞这里就是1941年到1942年惊蛰那一段，一年多的时间。另外一个时间是海飞在描述这个时间的时候所使用的时间，就是他的叙述时间。我们发现他的叙述时间是非常快的，相对来说，小说所叙时间则是非常黏稠和缓慢的，尤其是在1940年代那样一个特殊时期，我们如果去阅读当时的资料，会发现有一种普遍的烦闷的情绪，所有人都希望时间快快向前推进。

实际上，小说将“惊蛰”设置为重要的时间刻度，其实是在设定一个最后的审判。这部小说当然有和解的意思，每个人在最后都获得了自己的归宿，这似乎是一种和解。但我觉得海飞更深刻的地方在于，和解之前首先要审判，每一个人都要审判他自己，甚至历史也要审判他自己。从我的阅读经验来看，中国当代很多历史题材的小说都没有意识到这样一个时间问题，在某种意义上其实是一种哲学问题。在两种时间的对峙中，当书写者用戏剧时间（小说时间）去撬动那样一个真实存在过的历史时间的时候，那个已经消失在时间深渊里的历史时间就被重新召唤回来了，并且跟我们当下的时间发生一个对撞，发生一种关系。

《惊蛰》这样一部抗战题材的小说，也可以把我们当下的时间中断。当我们生活在一个历史虚无主义流行的时代，被历史虚无的黑洞吸附得无法自拔的时候，我们重新回到历史原初的地方，或许可以重新激活对当下的理解和认识。我觉得这一点是历史小说的要义，历史小说不是去续写历史，也不是去为了塑造一个假想的英雄人物，很多的历史小说都在这里搞错了方向，结果历史小说变成了通俗演义故事。真正有意义的历史小说，一定是对我们当下发言的，一定会跟我们当下的历史时刻紧密纠缠在一起。

杨庆祥文学博士，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