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认出风暴

2019年，李修文在写给《长江文艺》70周年纪念册的赠言里，引用了他心仪的诗人里尔克《预感》中的句子：“我认出了风暴而激动如大海。”李修文的写作里，风暴随处可见——既是笔下人事的自然背景，也是他们的命运，更是行走于风暴中的写作者倾听到的自己身体内的电闪雷鸣——这自我深处的风暴，一点不比外部的逊色。

我因此说李修文是“风暴处理者”。有的风暴一眼可见，他们是阻塞“江东父老”和他自己前路的荆棘和大雾，也是书中的曲折和戏剧性的由来。有的风暴是寂静之处的惊雷，水面之下的暗流，藏于我们所见的每一个人身上，他们活在自己的沉默之中，活在文字之外，但只要一道闪电，就能照亮他们身上的伤痕。

从《山河袈裟》开始，李修文拈出“美”和“人民”，有了处理时代经验的勇气和路径。对美和人民领受的风暴，李修文的处理方式尤其值得一提，他不仅是直面，而且是起身相迎，看起来，简直就要把那些形形色色的人和事拥入怀里。除此，一个写作者又能如何？他也许可以给寻子的老秦付几日房费，陪偷青的小蓉行一段夜路，再和盲眼的歌者互相搀扶并推杯换盏，却绝无可能让那些盘旋于命运中的风暴止息。事实上，他自己就是他们中的一个，除了有文字傍身，他并不比他们拥有更多世俗的幸福。

李修文的哀矜，在于他目之所见，尽是生命的挣扎，无路的彷徨，以及对这“挣扎”和“彷徨”的认领。因为是认领，他们是主动的，灌注着生命意志，并非不自觉地被命运领着走。他的赞颂，在于即使黄沙塞满口，他们也在张口发生，或报恩，或报仇，无不是以行动显露身上的光焰。

二、风暴的形容词

与风暴匹配的词语，有一种词性的古典和内容的饱和：痛饮、发足狂奔、跄踉、嚎啕、公堂、孤绝、正信……这些词语，看起来确实太古典了。实话说，一般人的写作不会动用它们——是不会，也是不能，因为它们本身就有丰富的历史、文化含义，很容易让文章超重过载；但李修文用起来得心应手，甚至让人觉得，这些词尚且饱和、古典得不够。词性的古典，大概和李修文长久以来对传统的关注有关，那些古典气韵的词，已经成了他词语系统里的基本词汇；内容的饱和，则和他们要处理的经验直接相关，如果没有巨大的张力，如何能形容那些让人震惊的风暴？

古典、饱满，却无损和谐。还有一个原因，在于驱动这些词语的，是直接、质朴、原始得甚至近于粗粝的生活，《山河袈裟》和《致江东父老》里，这生活凝聚为一个最朴素的，也是出现得最频繁的词：“活路”。李修文不厌其烦地用到了这个词：那个辗转大江南北、漂泊无依的“修文兄弟”，一直在讨活路的途中；而和他遭遇的人，那些悲恸、挣扎、不堪，也不过是为了一条活路而已。

活路，往大了说，是“生存之路”，往小里说，则是生存的最基本单元：“活计”，用李修文在《不辞而别传》里的解释，就是“讨一口饭吃”。由此，这个词没有字面意义中的庞大、冷峻，而是牵涉着琐屑的日常。单单“活路”一个词，就缓解了那些古典之词的向上之力，让它们能一一落到实处，落到我们日日在经历的烟火尘世之中。反过来说，有了这个底子，这块压舱石，则那些词不论多古典、炫目，不过是在增加体现这压舱石的重量而已。

三、风暴止息之后

风暴再大，终有止息之时。

《七杯烈酒》中，在石圪梁写着剧本、心生悔意的“我”，决意就此离开，却发现山桃花正在雪粒子里开放。自然，这山桃花也不是开给抱有“生活真实”之心的读者看的，而是开给李修文的写作信条，“在雨水里泥沙俱下，在春风里滴血认亲”。

李修文把雪粒子中的山桃花，视为一种“抗辩”。这意外之花，乃至李修文过往文章里所有一意孤行的奇迹和意外，都是一种抗辩。抗辩的对象，正是我们习见的文学观念，是我们对散文的生活真实的期待，以及建立在生活真实基础上的对知识学、博物学、性灵和文化的期待。种种期待，李修文一个也不提供。志于恢复中国文章传统的他，自然无意于将他的文字变得“有用”：这些年来流行自然、文化、历史书写，不都是一种认识论上的实用主义吗？他想要负载更多，不是言志，不是抒情，不是志怪——而是种种的混合、杂糅，往高处说，是“道”：既是羞惭之道，也是坦然之道；既是荒诞之道，也是明心见性之道。

艾略特说的世界的告终，“不是嘭的一响，而是嘘的一声”，在李修文那里，似乎还有所不同：世界就未曾有过告终之时，如果接近告终，也还有挣扎的巨大响声……他笔下的人被命运裹挟着、推搡着出场；他们的进行，是“想怒吼黄沙塞满口”的不堪，推石上山无有结束之日的荒诞；他们的退场，则是继续领受、忍耐，继续在各自的命运里埋头前行。

我要强调两个李修文在书中没少提到的词：领受，忍耐。实际上，这也是理解他的写作美学的两个关键词。书中人和写书人，无一不在这个序列之中。唯有忍耐，才能接纳，才能在哀矜中找到赞美的可能，才能于匮乏中见无限、在薄情中持守多情，才能走向里尔克《预感》中的结局：认出了风暴，在风暴中激动大海，继而还要把自己抛出去，“独自置身于伟大的风暴中”。

（谈骁）

【编辑：贺方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