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江日报记者李煦

读+：这部书里涉及到的长长短短作品上百篇，您不但记得它们的情节和人物，还逐一点评解说，这是找出来重读了一遍吗？　有些作品如今很难找到了，您是如何搜集资料的？

朱伟：我委托中国书店帮我搜罗了好多80年代的文学刊物，《十月》《当代》《收获》等等，能买的都买了，都堆在家里。另外，很多作家都出了作品集，这样找他的作品就容易一些。

这些作品我全部重读了一遍，有的还不止一遍。我有个本事，就是阅读速度快，一天可以看15万字。这个对我当编辑有很大帮助，能快速处理稿件；现在虽然不用看《三联生活周刊》的稿子了，但是每周要给他们写一篇专栏文章，评说一部重要作品。这就要求我两三天看完一部长篇小说，剩下几天写文章，这还是有压力的。

读+：回首80年代的编辑岁月，您作为编辑最得意的工作是什么？　是推出了《你别无选择》《无主题变奏》，还是抢下了《红高粱》？

（那时各大编辑部间已经开始抢稿，手段无奇不有，但还没到90年代公然叫价的地步。莫言构思《红高粱》时答应朱伟，写完了一定先给他看。朱伟过些天就会去问问写得怎样，也不敢多催，怕催急了不从容。某一天朱又去，莫言说，刚写完，但被《十月》的张守仁拿走了。“我也没办法，刚写完他就到了。他说想看，坐在那儿看了就一定要拿走，那么好的人，我没办法拒绝。”朱伟急了：“那你现在就给张守仁打电话，你的态度必须明确。”然后，朱伟也打电话给张：“老张，您是前辈了，这稿子是莫言说好给《人民文学》的，您怎能就拿走了呢？　文学界如都这样，还有信义吗？　请您马上把稿子退给我。”张守仁先生是《十月》创始人之一，他没有分辩，过了两天就把稿子寄还朱伟。《红高粱》由此发表在1986年第3期《人民文学》上。后来张艺谋改编电影，朱伟写了剧本初稿，是编剧之一。）

朱伟：都不是。我在80年代最得意的事情应该是，我结识了那么多作家，有那么多重要作品经我的手发表在《人民文学》，在1985、1986年，《人民文学》在中国文坛掀起了一场革命，我是这场文学革命的重要参与者。那几部具体的作品，都是这场文学革命中的一部分。

读+：如果要给出生于21世纪的读者推荐3部80年代的作品，您的选择是？

朱伟：有点困难。这批作家最好的、最有力量的长篇，大都发表于90年代；在80年代，他们还是以中短篇小说为主。如果一定要推荐3部，我会选择史铁生《我的遥远的清平湾》，莫言《红高粱家族》，余华《十八岁出门远行》。

此外王安忆《69届初中生》也值得推荐。这是她第一部长篇，就写出了集体主义熔炉锻造中，一个不以物喜、不以己悲的强大个人的长成。

读+：您跟王安忆其实只见过两次，但是用了很多篇幅来写她。

朱伟：通过她的作品，其实我对她还是比较了解了。我在《中国青年》的时候，约过她一篇《庸常之辈》，后来到了《人民文学》，根据分工，我主要联系北京作家，就跟上海的王安忆中断了联系，1985年看到她的《小鲍庄》，就有点懊悔，“假如这小说能经我手发表……”这是一个编辑的本能。你觉得我写王安忆的篇幅比较多，其实我还写得不够充分，有一些作品遗漏了，她是一个特别重要的作家。

读+：《重读八十年代》介绍了10位作家，王蒙、李陀、韩少功、陈村、史铁生、王安忆、莫言、马原、余华、苏童，我看见您在专栏里还写了其他一些作家，比如贾平凹和格非。此外，您的博客里写的《中国青年》复刊故事，也很有时代氛围。这些为什么没有收进书里？

朱伟：《重读八十年代》是去年截稿的，所以只收了这10位，其他作家放在下一本书里。我个人在70年代末、80年代也亲历亲闻了不少事情，但是那个写法应该是以回忆为主，与《重读八十年代》的“文本再阅读”不大一样，不好放在一本书里。

我会把“80年代”做成一个系列。

读+：您在书里多次提到80年代人与人之间的氛围和交往方式，比如不打招呼就登门，经常借宿在朋友家，大家通宵达旦看录像、谈文学。从这种“亲密无间”一路演变成今天的社交模样，这是否一种必然？（格非在《重读八十年代》新书分享会上讲过一个故事，为了改剧本，自己在朱伟家里住过几个月，朱伟见他常常不安，就问为什么。格非答曰爱人在日本已经呆太久，怕她不回来。朱伟说那我给你爱人写信。朱伟在信中说，格非是个很好的小说家，他写作需要平静，不能老是担惊受怕的。格非爱人后来果然回国。格非还说及李陀、朱伟与他之间有个约定，大家见面只谈彼此作品的缺点，不谈优点。）

朱伟：80年代没有那么多功利心，也不关注时间的价值，那是一个以阅读、吸收和交流为主的时代，也是一个理想化的时代，大家拼命地吸纳，要在10年之内补了人家100年的课。90年代以后，越来越注重对个人生活的保护，人与人的关系也越来越实用，这是商品经济使然。

读+：您是40年来中国文坛的重要参与者、观察者，始终“在场”，您如何评价走到今天的中国文学？

朱伟：也不好说始终在场。我80年代是做了一些工作，但是90年代以后就转向办《三联生活周刊》，21世纪以来的作品读得不多。

但是我有一个感觉，就是没有出新的大作家，社会认可的基本上还是80年代成长起来的那批人。现在是一个信息发达的社会，如果有大作家出来了，那一定是不可能被遮蔽的，一定会被大众认知到，可是没有。

我在还年轻时，亲历了80年代的文学革命，看着这批文学青年一步步成长为大作家、名作家，并且我在里面还起了一点作用，我是幸运的。

可是看着这批大作家、名作家今天依然在文坛掌握话语权，没有新人来超越他们，我又感到这是文学的悲哀。

每个时代应该有每个时代的作家和文学，如果没有，那是不正常的。

读+：为什么出现这种局面？

朱伟：原因很多，比如文学刊物的衰落，发行量下滑，商业化的影响，缺乏好的编辑来发现，后起作家的影响力不够，等等。

但是主要的还是没有出现超越潮流的好作品。现在的作家可以编各种新奇的故事，但是论到对社会的认知，对人生的真知灼见，他们没有超越前人，没有新的答卷来交给读者，也没能再起到引导的作用。

读+：您提到了好编辑的作用。

朱伟：网络时代也有好作品、好作家，但缺少好编辑。网络时代很容易发表，但是缺乏筛选。《人民文学》《收获》等文学杂志作为一种筛选机制，当年屡立奇功。好的编辑，能够看到潮流的方向。我就是一个优秀的编辑，我能从一堆来稿中判断出，哪些文学青年会成为好作家。如果今天我来编一个文学刊物，我不会盯着那些大作家，我会发掘新人，没有对新人的发掘，就没有文学的发展。

读+：重读80年代，对于今天的人来说有什么意义？

朱伟：我一直觉得，那个年代直到现在对中国的意义仍然毋庸置疑，延续了30年。那是开放的时代、好学的时代、启蒙的时代，培养了一批思想特别解放、眼界特别开阔的人。我想让现在的年轻人知道，曾有那么一个时代的存在，而不要如今一味沉迷在消费时代里，让文化变得越来越低质化。

原标题为《80年代是一个以阅读、吸收和交流为主的时代》

【编辑 华智超】

（作者：李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