透过遗存见到“人”
历史的书写其实是有尽头的，就像司马迁撰述《史记》，虽然“通古今之变”，但真的上溯到商周之前，不免“烟涛微茫信难求”。
历史的书写有尽头，但在史书里文明的起点似乎难以穷尽，两厢错愕，如同以寸量尺，以河度海，便显出了历史书写的局限性。史书在努力回答“我们从哪里来”，但一直无法圆满地回答“我们从哪里来”，于是探索文明起源的考古便显得格外重要，它挖一条贯通历史越往前越“难信难求”壁垒的隧道，把历史书写的尽头和文明的尽头连接起来，仿佛若有光。
这一线光，不光是还历史的真实面貌，还要还历史的真实价值。或者两者本就是一体，通过恢复模糊不清或早已被遗忘了的人类童年时代的历史，从而使人类对自身的认识更加完整和有根可寻，如考古大家苏秉琦先生所说，只有透过遗存才可以见“人”。
另一位考古大家张光直用另一番表述，其实表达了同一个观点。他说，起源问题“对许多人来说是一个终极问题”。终极，既是指考古人向起点的追溯永不停歇的动机，也是指只有从起源我们才能看清从文物中所拼绘出来的历史图景的本质。他用一系列的问题来追问这个本质：归根结底，从考古资料来看，文化是如何发展的？各种文明标志如文字、国家、阶级、城市、艺术等各自又如何发展？各种文明标志在发展过程中又如何互相影响？最后，是什么“推动”了文明的发展并决定了文明的发展道路？
正因为有了这样的追问，中华文明的起源问题一直是中国考古学界几十年来的热点，如戴向明形容说，“文明起源探索在中国大热并能持久不衰”，甚至“无形中还担当起了学科发展、转向和提升的一个重要角色”“起到了对各门类研究成果进行整合、然后再进行理论构建的作用。借此可以推进考古学学科的整体发展”。
这些探索的人中就有戴向明自己，他将几十年的田野考古当作了生活方式，形容为“既艰苦又有乐趣”“考古学家都是很朴素、满身尘土而乐在其中的”。
戴向明。图片由受访者本人提供
【访谈】
三星堆和中原、长江流域有密切联系
读+：近日三星堆考古发掘最新成果引起公众的关注，有关三星堆文化起源的问题也引发讨论，其中有人认为三星堆出土文物与中国其他地区的同时代出土文物形制样式有很大差别，它可能并不属于中华文明的早期文明谱系。对此，您怎么看？
戴向明：我去年才到三星堆博物馆现场参观过，至今印象深刻。
首先说考古文物。从三星堆遗址考古发现的文物可以看到，三星堆文化与中原地区、长江流域同时期的其他文化有很大的不同，比如它的青铜人面像、人头像、立人像、神树和一些青铜鸟兽等，造型具有很明显的独特性；但是另一方面，其他的青铜器，比如铜罍、铜尊等铜礼器，无论样式还是纹饰，都展现了商代流行于中原各文化遗址的一些共同特征，具体样式则和长江中游地区出土的一些铜礼器更接近；还有玉器，从大型的玉璋、玉戈，到小型玉串饰等装饰品，都与中原夏商文化的器物明显一致；甚至陶器中也有与中原二里头文化相似的陶盉。这些共有的青铜器、玉器、陶器等礼仪用器，至少说明在夏商时期，三星堆的上层文化通过四川的北部和东部峡江等通道，与中原和长江中游文化有较密切的交流。
再专就青铜器来说。中原夏商时期的青铜冶炼技术不排除可能受到欧亚大陆腹地的影响，因为西亚地区冶金术起源时间最早，有可能经中亚向东传播。但青铜器的陶范浇铸、分范合铸技术，铜礼器的形制、功能与内涵，则是中国中原地区特有的发明创造，主要延续的是华夏文明自身的传统。各地铜礼器不管有怎样的变化，追根溯源肯定都是来自于中原，是中原早期王朝青铜文明的产物。而三星堆复杂的青铜铸造技术很可能是就近来自于中原地区，何况这里还有许多中原风格的铜礼器。
所以，三星堆文化不可能自外于中华文明这个大的谱系。它的独特性和与中原有千丝万缕的联系，恰恰证明了中华文明起源“多元一体”的特质。
中华文明的起源是多元的。在史前时代，中华文明就形成了以粟作农业为主的黄河流域和以稻作农业为主的长江流域两大中国“两河”流域文明，在新石器时代晚期就形成了所谓的八大“核心文化区”，分别是黄河流域的甘青区、中原区和海岱区，长江流域的巴蜀区、两湖区和江浙区，此外还有燕山以北到辽河流域的燕辽区和位于陕、晋、冀北部及内蒙古中南部的北方区，其中甘青区和北方区属于从中原区分化出去的亚文化系统。这八大文化区也是历史时期古代中国文化与社会发展的核心区域，在史前晚期都形成了各自的区域文明。这些都是中华文明起源“多元”的证明。
但中华文明进程是趋向一体的。是无论怎样多元，无论各文化区经历了怎样的速度不一、程度不同、形态多样的社会复杂化进程，实际上彼此都存在着广泛的接触和联系、交流和互动，彼此间也产生着深刻的影响，然后随着中原夏商周王朝的兴起和扩张，多元的文化区域在保留自己地方特色的背景下，逐步融合进了华夏文明的整体之中。
在华夏文明的早期遗存中，如城址和宫殿建筑样式与格局，权贵墓葬的葬仪和以血亲为基础的埋葬制度，青铜礼器和玉器等体现的礼制及精神信仰，祖先崇拜与祭祀礼仪，与血缘组织密切相关的小农经济和家族政治，都如前面所讲的青铜器一样，有鲜明的自身传统，构成了中国早期文明的底色，且最终完成对中国早期区域文明整合的主体还是中原文明。这也是中华文明起源“一体”的证明。
中华文明同源不是指“单一起源”
读+：我们常说的“同源”，从考古来说，是什么意思呢？比如，您提到的从新石器时代就形成的八大文化核心区，我们可以说它们是同源的吗？
戴向明：同源不是指单一起源，而是指彼此间的兼收并蓄，形成一种共同的文明面貌。
比如，环太湖区的良渚文化（约公元前3300－前2300年），展现了一种非常早熟的文明形态。其核心为面积达300万平方米的良渚古城，城的外围还有一圈类似“郭城”的环状遗址带，古城西北有一系列高、低水坝组成的大型水利系统，可能具有防洪、运输、调节水利等多方面功能。在城内核心区，有靠人工构筑的面积近30万平方米、高达10余米的“台城”莫角山，其顶部分布着多组成排的大型房屋基址，应属不同规格和功能的设施，显示了这个形同宫城的最高统辖中心的建筑格局。此外，在古城内外还发现多处出有大量精美玉器的高级贵族墓葬，皆葬于人工堆筑的土墩之上。这些设施的兴建需要大量劳力和庞大的后勤保障，说明良渚社会具有强大的经济实力和非凡的组织、调动能力，由此也可推断它必存在复杂的管理机构与运行机制。这些证据表明，良渚文化很早就进入王权国家，这个国家甚至有可能将良渚文化主要分布区整合成了一个统一体，并辅之以类似一神教的统一信仰体系。当然，另一种可能是形成了以良渚为宗主的“邦国联盟”。大约在公元前2300年以后，良渚这个中国境内最早出现的国家走向衰亡，而中原地区早期国家逐渐兴起。尽管良渚作为一个早期国家或区域文明衰落了，但以良渚式玉器为代表的诸多文化遗产却在其后对中国腹地产生了持久而广泛的影响。
中国的文明起源就是这样，多个区域文化从兴起走向衰落，同时也有其他区域文化走向更高阶段，此起彼伏、相互交织，形成了一个稳定的连绵不断的文明共同体。其中黄河中下游的中原和海岱文明，长江中下游的江汉和环太湖文明，以及东北的燕辽文明，都属“原生文明”，都有自己从简单到复杂、从低到高逐层递进的轨迹，有的最后产生“原生国家”；而黄河中游北方地区、上游甘青地区，长江上游的四川盆地（成都平原），皆是在史前末期出现跳跃式发展，其社会的复杂化特别是早期国家的出现可能都有外部刺激的强烈影响，因而可以称为“次生文明”，有的出现“次生国家”。
所以，有人形容说，这是由多个彼此相邻、有互动关系的区域文明共同构成了东亚地区巨大的“文明丛林”。但如良渚文化一样，从龙山到二里头时期（约公元前2300年至公元前1500年），长江中下游到黄河下游等东部“低地”的各区域文明先后渐次衰落，只有中原腹地近乎持续繁荣。首先是位于中原腹地的二里头所代表的夏文化强势勃兴，随后雄踞大中原的商周文明又接力扩展，逐步覆盖到黄河中下游和长江中下游的广大地区，其影响还渗透到周边更广远的地方，成为东亚文明的核心。中原地理位置居中，其他的区域文明，甚至还有“核心文化区”之外的各边地文化，为这个中心源源不断地提供了诸多要素，使得中原像一个聚宝盆一样，或者像百川归海，周边不断向中心汇聚。
中华文明的“聚宝盆效应”蕴含统一趋势
读+：中华文明绵延不绝和它的起源的特色有无关系？也就是说，中华文明的起源进程是否就内在决定了它的延续性？
戴向明：经历这样一个过程，中华文明圈如同滚雪球般越滚越大，扩散开来，终成汪洋之势。随后的历史进程，自然蕴含着强烈的统一趋势。
我的老师严文明先生曾经特别提到了中华文明发祥的独特地理环境，中国的周边以高山、大漠、广袤的草原和浩瀚的海洋与外界相隔离，形成了一个相对独立的地理单元，在这个单元之内，地势又呈西高东低的阶梯状分布；结合气候等方面的因素，最宜居、最适合发展农业的地带主要集中于二、三级阶梯的东部季风区。另一方面，经过北方、西北的欧亚大草原，以及南部的河谷地带甚至诸多海上通道，中国与外部的交流自史前时代就一直存在。这种地理环境决定了它所孕育的文明既有相对的独立性，即中国文明主要是靠自身独立发展起来的，同时也使其保持了很强的开放性和包容性。而且它的中心一直比较稳定。不像西方文明虽然也绵延不绝，但其中心是在不断游移变化的，从地中海东部到北部，再到西欧，是不断彼此征服替代的，后一个中心取代了前一个中心，后一个中心的兴起，意味着前一个中心的衰落，就其单一文明体而言皆有中断。而中华文明，从夏商周到北宋，一直有黄河中游“大中原区”这个稳定的中心，朝代的兴替并未中断文明的延续和发展。正因为有了中心，周围的文化不断向它汇聚，它又不断向周围辐射，形成了一个不断吸收又不断辐射的历程。有了这样一种文明生成和发展的机制，即便在较晚历史时期政治中心的地理位置有所变化，但其文明体系的内核早已形成，文明的核心要素坚若磐石。这种文明起源的特色当然内在地强化了它的凝聚性、包容性和连续性。
读+：您作为一个考古学家，怎么看公众和考古学界对于中华文明起源的关注？
戴向明：从个人来说，每个人都有追本溯源的好奇心，就像一个人本能想要了解自己家族的历史一样，我们都对“我”从哪里来深感兴趣。同样，对于所有人，也有追溯自己族群、自己文明起源的永恒好奇心，都对“我们”从哪里来深感兴趣，这是公众的“文化心理”，也是我们考古学者关注中华文明起源的内在动力。不仅是我们，全世界都如此。西方考古学肇始之初，他们也很关心欧洲文明的源点，他们发掘两河流域的遗址、古埃及文化遗址，特别是后来古希腊罗马的遗址，目的之一都是想回答自己的文明从哪里来这样一个不断被追问的问题，当然同时也有对已消失或中断的异域文明的研究兴趣。文明起源的探索一直是考古学研究的重要内容，这方面东西方考古学走过了相似的道路，只是各自侧重点有所差异。所以，公众也好，考古学者也好，不断深化研究中华文明的起源问题，本质上是一个不断深化自我认知的问题。中国学者追溯自身文明的源头，会怀着更多的感情、更大的兴趣和愿望。
最近这几十年来，文明起源问题一直是中国考古学研究的热点课题，持久不衰。究其缘由，一方面，重要的考古发现层出不穷，例如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及较早时期，甘肃秦安大地湾仰韶晚期殿堂般的大房子、辽宁凌源牛河梁“坛、庙、塚”红山文化遗址群、山东大汶口和龙山文化一些贵族大墓、浙江余杭反山和瑶山等良渚文化高级贵族墓地、山西襄汾陶寺龙山早期权贵墓葬，以及湖北天门石家河等史前城址的相继问世，客观上为文明起源的探索提供了丰富的物证，激发了学者的热情和想象力，促进了这一课题的开展；到21世纪像河南灵宝西坡仰韶时期的大墓和大房子、陶寺城址和龙山期大墓、石峁古城、良渚古城等众多惊世的重要考古发现，对文明起源探索又起到了进一步强力助推的作用。另一方面，文明起源的探索生逢其时。该课题的兴旺有其深刻的社会背景，符合社会发展潮流的需要。中国自20世纪70年代末启动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快速发展，国力不断上升；同时面对西方资本与各种文化、思潮的强力冲击，无论是学界还是民众、官方都始终存在保护、复兴优秀传统文化的强烈愿望和推动力量，近年又被提升到增强民族自信的高度，因此整个社会对中华文明起源问题有着很高的关注度。可以说，探索中华文明起源有着超出一般学术意义的更深层的需要。
读+：放在世界考古的背景下，中华文明的起源有怎样的特色，我们今天该怎样理解和认知这种特色？
戴向明：中国文明的起源除了我们常说的“多元一体、连绵不断、兼收并蓄”的特点外，我觉得还可以加上我刚才所说的四周向中心汇聚的“聚宝盆效应”和吸收-辐射的发展模式，这些都奠定了后来秦汉帝国完成政治统一，并持续扩展到周边更广大区域，文化上也日益趋同的中华文明格局的基础。在此后的历史发展进程中，尽管作为政体的中国时有分合，还常有“边地”族群的不断融入，但中华文明始终显示出强大的生命力和凝聚力，而且成为世界上少有的、贯通古今的文明体系之一。同时，中华文明最具活力的时期，也是与其他文明深度交流、频繁互动的时期，其奥秘即在于只有开放、包容，不断吸收其他文明的优秀成果，才能吐故纳新，并进一步激发出自身的创造力。
● 何以是“我”
我们到底要怎样的历史？著名历史学家严耕望喜欢引用孟子的话“充实而有光辉”。我理解，历史所呈现的每一个文字、器物都凝练着“充实”，所指向的精神、意志和理念都散发着“光辉”。“充实”展现历史的真实面貌，告诉我，如何是我；“光辉”展现历史的真实价值，告诉我，何以是我。
也就是说，历史的每一次书写，都是对当下的“我”的一次重新定位，一次更丰富的表达；考古学的每一次对起源的探索，都是当下的“我”的一次回家暖心，一次自我认知。从这个角度理解考古人所谓的“中华文明的诠释者、中华遗产的保护者、中华文化的传播者”之初心，那一份在时间轴上定位真实历史序列的使命，在空间轴上定位真实特质价值的责任，无不沉甸甸、热乎乎。就像一次采访中，谈起如何让自己一直坚持考古研究，戴向明坦言，“是源于热爱的坚持，是不断对学科保持浓厚的探索兴趣，是热爱中国文化遗产，拥有守护中国文化遗产的决心”。
考古，探源中华文明起源多样性丰富性，让我们看到早期中国各区域不惧山水阻隔密切交流密切影响，看到文化根与脉、活力与创新的关系，就像考古人常说的，倍加珍惜每一件文物，充分挖掘文物的历史价值、艺术价值、科学价值和社会价值，“重建一部真正血肉丰满的史前史”。
历史的血肉，就是我们今天文化与精神的血肉，我们承载着它生活，不可一刻分离，不可一丝剥离。
（长江日报记者周劼 统筹|陈昌 海报|陈智 张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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