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汉中学内的私立武汉中学校旧址纪念馆外观。长江日报记者万建辉 摄

长江日报讯 位于武昌粮道街、背靠昙华林的武汉中学，是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党的一大代表董必武等人于1920年3月创办的一所独具特色的学校。武汉共产党早期组织成立于1920年8月，其成员董必武、陈潭秋、赵子健等在武汉中学任教。如今，武汉中学里留下的两排青瓦白墙的平房教室成为武汉共产党早期组织成立的历史见证。

长江日报记者近日前往武汉中学探访，参观私立武汉中学校旧址纪念馆，采访对那段历史有研究的该校校办副主任陈思和武汉市委党史研究室专家刘桂芳，了解到武汉共产党早期组织在中国最初成立的6个共产党早期组织中，是第二个成立的，在成立时间上仅晚于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在中国共产党的发展历程中有着十分重要的地位。

董必武、李汉俊等

4名湖北同乡在上海结识

1920年8月，在共产国际帮助下，上海成立了中国第一个共产党早期组织，随后通过写信联系、派人指导或具体组织等方式积极推动各地建立共产党早期组织，实际上起着中国共产党发起组织的作用。拥有一批先进知识分子和良好革命基础的武汉成为他们着手建党的重要地区之一。

武汉市委党史研究室专家刘桂芳说，帮助成立武汉共产党早期组织的是李汉俊（湖北潜江人）和陈独秀。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还在筹备过程中时，李汉俊即致函董必武（湖北黄安县人，黄安县今为红安县），约请他与同为黄安人的张国恩会商，在武汉筹建共产党组织。接信后，董必武与住在同一律师事务所的张国恩商议，两人取得一致意见。

董必武意识到这是一件大事，需要多找志同道合的同志一起办，于是立即告知陈潭秋（湖北黄冈县人，黄冈县今为黄冈市黄州区），得到陈潭秋的热烈赞同。随后，董必武复函李汉俊，表示赞成张国恩参加武汉共产党早期组织的筹建工作，承担武汉地区的建党任务。1920年夏，李汉俊还从上海来到武汉同董必武面商此事。

李汉俊为什么约请董必武、张国恩建党呢？刘桂芳说，这有历史渊源。董必武于1918年应鄂西靖国军总司令蔡济民的邀请，到湖北利川担任鄂西靖国军总司令部秘书，投入到反对北洋军阀的护法运动中。1919年1月，在护法军内讧中，蔡济民被川军将领杀害。董必武十分悲痛，到上海向社会各方申述，替蔡济民讨公道。

董必武在老朋友、辛亥革命名士詹大悲（湖北蕲春县人）的陪同下，拜访孙中山，希望获得孙中山的支持。孙中山除了表示同情，也无办法。董必武为蔡济民伸冤昭雪未成，遇到了故友张国恩。他受旅沪湖北同乡组织的湖北善后公会委托，和张国恩一道主持会务，住在法租界霞飞路渔阳里路南的湖北善后公会机关内。

当时，李汉俊从日本大学毕业，1918年底回到上海，与詹大悲同居渔阳里路北。经詹大悲介绍，董必武、张国恩认识了李汉俊。因为同为湖北人，这4个人交往密切，几乎天天见面，热烈讨论救国救民的道路。李汉俊向他们介绍十月革命和苏俄的情况，推荐了一些马克思主义书籍和中日进步杂志《新青年》《黎明》《改造》等。董必武称李汉俊为“我的马克思主义导师”。

以私立武汉中学校为联络点

7名革命青年会聚到一起

董必武为何要将建党之事告知陈潭秋呢？武汉中学校办副主任陈思告诉记者，陈潭秋1919年毕业于国立武昌高等师范学校（武汉大学前身），在五四运动中积极组织学生运动。后来，他又率领国立武昌高等师范学校的同学赴南京、上海等地参观、学习。1919年6月下旬，陈潭秋通过国立武昌高等师范学校同班同学倪季端（又名倪侧天，湖北黄安县人）的介绍，结识了也在上海的董必武。陈潭秋拜董必武为师，董必武为他介绍了大量马克思主义著作。陈潭秋回到武汉后，一边研究马克思主义，一边以记者身份深入学校、工厂、机关等地调查研究。

1920年3月，董必武创立了私立武汉中学校，陈潭秋在该校教英文。董必武接到李汉俊约请筹建共产党组织的信函后，立即告知志同道合的陈潭秋，得到陈潭秋的热烈赞同。

与此同时，刘伯垂（湖北鄂州人）受陈独秀的委托回到武汉开展建党工作。1920年8月初，刘伯垂从广州回家乡路过上海时，拜访了陈独秀。刘伯垂早年留学日本时与陈独秀相识，并向陈独秀学习过音韵学，算是陈独秀的学生。陈独秀与刘伯垂谈过几次话后，发展他加入上海共产党组织，让他回武汉从事建党工作，并让他联系包惠僧和郑凯卿。

包惠僧（湖北黄冈人）1917年夏毕业于湖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曾担任汉口新闻报、大汉报、公论日报等报社记者。1920年2月，陈独秀到武汉讲学时，包惠僧作为记者对陈独秀进行过采访。因其思想激进、工作干练，深受陈独秀的青睐。陈独秀在委派刘伯垂回汉时，托刘伯垂带给包惠僧一封亲笔信，要他参与武汉共产党组织的组建工作。

郑凯卿（湖北江夏人）也是陈独秀来汉讲学时结识的。当时，陈独秀住在武昌文华书院（华中师范大学前身），由校工郑凯卿照顾他的生活。在短暂相处的几天里，郑凯卿深得陈独秀的信任。陈独秀临走前委托他调查武汉工人阶级状况，还具体讲授了调查的内容和方法。后来，郑凯卿根据陈独秀的嘱托对武汉各工厂工人的分布和工资、男工和女工的情况作了初步调查，调查结果刊登在1920年9月《新青年》第八卷第一号上。

刘伯垂返回武汉后，按照陈独秀的要求，首先与包惠僧联络。包惠僧当即表示愿意参与武汉共产党组织的筹建工作，并根据陈独秀的意见，立即与郑凯卿联络。郑凯卿作为一个文化水平不高的校工，能得到新文化运动主将的信任，非常高兴，很乐意参加这个组织。

之后，刘伯垂又分别与董必武、陈潭秋、张国恩秘密联络，商讨建党问题，取得一致意见。不久，刘伯垂又联络了董必武推荐的赵子健。赵子健（湖北黄安县人）参加过五四运动，1920年初从湖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毕业后，应董必武的聘请到私立武汉中学校任教，积极追求进步。

至此，这7名思想上一致的年轻人会聚到了一起，武汉地区建党工作日趋成熟。

武汉共产党早期组织

在6个共产党早期组织中第二个成立

1920年8月，刘伯垂、董必武、张国恩、陈潭秋、郑凯卿、包惠僧、赵子健等7人共聚董必武寓所武昌抚院街（今武昌民主路97号），这里也是董必武、张国恩的律师事务所。他们举行了武汉共产党早期组织成立会议，会议由刘伯垂主持。

武汉中学校史陈列馆里的绘画——董必武、陈潭秋等人在武汉研究成立共产主义小组。长江日报记者万建辉 摄

武汉市委党史研究室专家刘桂芳说，参加会议的7人中，董必武、刘伯垂、张国恩是参加过旧民主主义革命的同盟会会员，陈潭秋、包惠僧、赵子健是在新文化运动中成长起来并经过五四运动洗礼的先进知识分子，郑凯卿是一名工人。有着3种出身、经历完全不同的革命者殊途同归，走到了一起，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中国共产党诞生的历史必然性。

会上传阅了刘伯垂从上海带回的由陈独秀和共产国际代表维经斯基共同起草的《中国共产党党纲（草案）》手抄本，刘伯垂介绍了上海共产党组织的成立经过和组织情况，决定成立武汉共产党组织，定名“共产党武汉支部”。

会议还讨论了党组织的组织生活，规定“每星期开会一次”“每次会议要作报告，或读书报告或国内外时事报告”。会上推选确定了党组织负责人，包惠僧任书记，陈潭秋负责组织，张国恩负责财务，还讨论了后续工作。为了避免引起注意，会议决定租用多公祠5号作为党组织的机关，门前挂起“刘芬（即刘伯垂）律师事务所”的牌子，以掩护党组织的秘密活动。

武汉共产党早期组织成立后，开展了大量工作。

首先，成立马克思学说研究会，研究和宣传马克思主义。马克思学说研究会以董必武、陈潭秋等为骨干，是一个公开的革命团体，是共产党早期党员和先进知识分子公开学习、宣传马克思主义的组织。

其次，出版革命刊物。1920年秋，恽代英翻译了《阶级争斗》；1920年9月，李汉俊翻译了《马格斯资本论入门》；1921年6月，田诚撰写的《共产主义与知识阶级》在汉口印行出版。1921年春，武汉共产党早期组织将《武汉星期评论》改造成为其机关刊物。

第三，武汉共产党早期组织通过在工人中开办夜校、识字班、平民学校等，向工人宣传马克思主义，提高工人的阶级觉悟，发展工人党员。

第四，1920年11月，武昌社会主义青年团在私立武汉中学校成立。武昌社会主义青年团成员在学生中宣传马克思主义，参加实际斗争，为党培养造就后备力量。在党的历史上具有较大影响的许白昊、何恐、任开国、夏之栩等人都是从武汉团组织中培养起来的。

武汉共产党早期组织的成立是马克思主义同武汉工人运动相结合的产物，是武汉地区革命发展史上的重大事件，标志着长期探索救国救民真理的武汉先进知识分子选择了马克思主义，迈上了无产阶级革命道路。在中国最初成立的6个共产党早期组织中，武汉共产党早期组织是第二个成立的，仅晚于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武汉等共产党早期组织的成立为后来中国共产党的正式成立奠定了组织基础、思想基础，培养了后备力量。

（长江日报记者万建辉）

【编辑：贺方程】

（作者：万建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