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江日报评论员杨于泽

近期有两个人物“跨界”当了一回外卖小哥。北京市人社局副处长王林4月28日体验当了一天外卖小哥，12小时送单只赚到41块。今天又有北大社会学系博士后陈龙的口述，讲他为了完成博士论文，加入中关村一家外卖骑手团队，花5个半月时间进行田野调查，得出了“平台不断试探人的极限”的结论。

何谓“平台不断试探人的极限”？外卖小哥对于平台来说是透明的，假如平台最初给你设定一条最佳送单线路，你花30分钟送达，你将得到一份报酬；你可能会优化线路、车骑得更快，25分钟送达，得到相同报酬，节约的5分钟你想多送一单。但平台发现了你的潜能，只给你25分钟时间，但给你的报酬并未增加。平台对外卖小哥的要求不断加码。

外卖小哥、快递小哥是平台经济兴起后出现的职业，很多年轻人喜欢它的“自由”。有报纸报道标题是《外卖小哥“累并快乐着”》，这是社会对这种职业的一般印象。但王林副处长体验一天便累趴下了，表示“太委屈了，这个钱太不好挣了”。北大博士后陈龙体验5个半月，从细节、技术层面揭示出更深层次的真相，即平台算法在控制着外卖小哥。

“平台不断试探人的极限”，意味着外卖小哥们不断地提高工作效率，这种效率的提高被大数据、人工智能视为理所当然，它通过持续的跟踪计算不断提高送单的效率标准，不断占有外卖小哥对服务的改进。平台的标准、外卖小哥服务效率的起点本来就不低，这可以从王林副处长送单12小时只赚到41块看出，工作效率和强度已达到人的极限。极限是真实存在的，但外卖小哥为了挣到钱，不得不超越极限，这种超越又被视为新起点。人不再是有生理限度的人，而成了机器。

这种对人的极限的不断倒逼，看似“开发”了人的潜能，而实际上社会后果很可怕：首先，必须承认人的确是有极限的，平台不断倒逼人的极限，给外卖小哥、快递小哥们带来巨大健康风险；其次，平台对人的极限的倒逼沿多种路径产生溢出效应，包括从业者对交通规则的漠视、骑行对行人或小区居民带来安全风险；第三，疫情防控期间在小区门口对防疫规则的突破以及与小区保安发生矛盾冲突常态化。

在“知乎”上，此事已经成为一个热门话题，一名上海交大毕业的互联网业者写道：“当我们通过设计这些算法，把外卖小哥压榨得越狠的时候，我们获得升职加薪的机会越多。”平台对人的极限倒逼既是一种技术后果，也有丰富的社会学意义。旧时代周扒皮对雇农的剥削，是通过“半夜鸡叫”即对时间的压榨实现的；平台对外卖小哥的挤压不仅压榨了他们的时间，还无偿占有了他们对效率的改进，并强制他们自我消化了不断突破极限的多重风险。

科技进步的目的是服务于人，大数据、人工智能是科技前沿技术，但平台商家利用这些前沿技术却没把人当人，它强迫人不断突破人的极限，提高了效率、产生了利润，但平台拿走了这一切。这恐怕不是科技进步所要的结果。进步的时代“进步”就是原则，不应该允许所谓“算法”任意倒逼人的极限了。

【编辑：张玲】

（作者：杨于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