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片来源：长江日报记者张维纳翻拍自缪伯英故居）

【烈士档案】

姓名：何孟雄，原名定礼，字国正，号孟雄

籍贯：湖南炎陵

家庭出身：私塾教师

出生时间：1898年6月2日

出生地点：湖南省炎陵县中村乡龙潭瑶族村

就读学校：北京大学

入党时职业：学生

入党时间：1920年

入党地点：北京

主要著述：《长辛店工潮之内幕》《无产阶级的战术》《工人之国》《谁是工人之友》

【革命经历】

1919年3月 到北京大学政治系当旁听生，积极投身五四运动，并发起“工读互助”活动。

1919年5月4日 随北京大学同学前往天安门广场游行集会，参加了火烧赵家楼的行动。随后报名参加北京大学干事会交际股工作，积极营救被捕同学。6月3日在街头演讲时被反动军警逮捕，经各方营救得以出狱。

1920年5月1日 因组织同学上街示威游行再次被捕。

1921年3月 在北京社会主义青年团会议上当选出席少共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的代表。4月，在赴俄途中于满洲里被捕，第三次入狱。

1921年秋至1922年 一面积极从事北方共产主义运动，一面大力推进工人运动，先后创办京绥南口工人夜校和张家口工人夜校，领导成立以保护京绥路权为宗旨的京绥铁路同人总会，积极领导京绥铁路工人职员开展爱国护路斗争和由此引发的京汉铁路、长辛店工人大罢工。

1922年10月 组织发动张家口京绥铁路车务工人大罢工。

1925年4月 赴张家口创建京绥铁路总工会。

1926年 任中共唐山地方执委会书记，到任后发动开滦煤矿万名工人大罢工。

1927年下半年 调往上海，恢复江苏党组织，开展工农运动和武装斗争。

1929年冬至1930年春 因3次上书中共中央批判“左”倾错误被戴上“反对党中央”的帽子并被撤职、开除党籍。

1931年2月7日 在上海龙华英勇就义，时年33岁。

【烈士档案】

姓名：缪伯英，别名缪玉桃

籍贯：湖南长沙

家庭出身：知识分子

出生时间：1899年10月21日

出生地点：湖南省长沙县

就读学校：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

入党时职业：学生

入党时间：1920年

入党地点：北京

主要著述：《家庭与女子》《京汉工人流血记》

【革命经历】

1920年3月 加入北京大学马克思学说研究会。

1922年2月 参与组织香港海员罢工北方后援会。同年夏，受党组织派遣到张家口，领导京绥铁路车务工人大罢工。

1923年2月 在武汉各团体代表大会上，呼吁社会各界声援北京学生“挽蔡驱彭”运动。

1923年2月 与何孟雄、高君宇等一起领导京汉铁路北段总罢工。

1923年5月1日 北京各团体联合发起在天安门广场召开“五一纪念国民大会”，缪伯英代表妇女界发表演讲。时任中共北方区委书记的李大钊对缪伯英的工作十分满意，赞扬她是“宣传赤化的红党”。

1925年1月 回到长沙开展妇女运动，3月起担任中共湖南省委妇女运动委员会主任。

1926年1月 按照党的安排，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担任国民党湖南省党部执行委员兼妇女部长，并去广州出席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

1926年3月 长沙市民3万余人在教育会坪集会，提出《对湘主张之二十四条》，宣布成立具有政权性质的湖南人民临时委员会，缪伯英被公推为3位常委之一。

1927年8月 前往上海开展地下工作。

1929年10月 因积劳成疾，在上海病逝，年仅30岁。

铁镣“哗哗”的撞击声打破了黑夜的沉寂。1931年2月7日晚，未等看守长走到号子门口，何孟雄已提前穿好了衣服，微笑着向难友们告别。临刑前，他劝慰不安的难友：“一个革命者为革命牺牲他宝贵的生命，是分内的事！”

牺牲，是何孟雄和妻子缪伯英1920年入党时就时刻准备好的人生结局。

陈毅曾赞颂何孟雄“一生坎坷，宗旨不改”，是“真正的英雄”。

在何孟雄牺牲1年多前，他挚爱的妻子缪伯英离开了人世。在他牺牲1年后，他们的一儿一女走失在兵荒马乱的岁月。

放弃“隔着纱窗看晓雾”，成为马克思主义者

湖南省长沙县板仓乡是杨开慧烈士故乡。沿杨开慧故居东行5.8公里，有一处平房，它安静、简朴，如同身后常年葱郁的飘峰山。这里是缪伯英故居。

从杨开慧纪念馆前往缪伯英故居的大巴上，长江日报记者与同车的几名中学生聊天。“中国第一位女共产党员来自你们家乡。”记者话未说完，几个小姑娘已抢答，“是杨开慧吗？”

中国共产党首位女党员缪伯英的名字，一直被时光所尘封。

1919年秋，缪伯英以长沙地区第一名的成绩考取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进入高师不久，在北京大学组织的同乡会上，缪伯英结识了老乡何孟雄。那时，各种社会主义学说纷至沓来，缪伯英和何孟雄同大部分青年学子一样分不清什么是马克思主义，什么是空想社会主义、无政府主义，对于“工是劳力，读是劳心，互助是进化”的“工读互助”运动很着迷，希望通过劳动，实现“人人作工，人人读书，各尽所能，各取所需”的目标。

在位于何孟雄老家的炎陵县档案馆内，缪伯英弟弟缪立三的一篇回忆录已经泛黄。他在其中回忆：“伯英姐在寻求革命真理的过程中，早期也曾受到克鲁泡特金无政府主义的影响。她有一本克鲁泡特金的小册子，我曾见过。”

但“工读互助”运动始终是隔着纱窗看晓雾。

缪伯英与十几名女生租赁了一间房，开起洗衣店。她还在报刊上亲手制作广告：“要做衣服吗？请快到椅子胡同东口北河沿17号。手工精致，式样合宜，必能令诸位满意。”尽管她们充满热情，不怕吃苦，却入不敷出，难以为继。

另一边，何孟雄丰满的理想也遭遇了骨感的现实。

何孟雄领导参与的工读小组宣布脱离家庭、婚姻和学校关系，暂时重工轻读、实行共产。他们租了3间小房，贴上“宁流额上汗，毋染手中血”的对联，摆上5张桌子，办了个“俭洁食堂”。小饭馆里切菜、端盘子的都是学生。何孟雄在这儿做了3个月跑腿工，不但毫无盈余，还赔了本。

善于思考的缪伯英很快接受了马克思主义，执拗的何孟雄则对无政府主义仍抱有幻想。“何孟雄还有很多错误的认识，你要在日常接触中，帮他转变过来。”在李大钊的提醒下，缪伯英经常在何孟雄送她回校的路上做何孟雄的工作。

1920年5月1日，北京大学举行纪念国际劳动节大会，何孟雄响应李大钊的号召，带领7位同学，分乘两辆汽车，到市区散发《北京劳工宣言》等传单，揭露统治阶级对工人阶级的剥削和压迫。汽车行驶到菜市口，他们被军警逮捕，经过十多天斗争才被保释出狱。

这次入狱让何孟雄意识到，改良主义道路在中国行不通，只有通过斗争手段才能粉碎旧政权、建立新制度。

先立业再成家，“英雄”夫妇“一大”后结合

1921年3月，何孟雄被推举为代表赴俄参加少共国际“二大”。何孟雄行至满洲里时被捕，遭到严刑拷打。伤痕累累的何孟雄在狱中写下《狱中题壁》：“当年小吏陷江州，今日龙江作楚囚。万里投荒阿穆尔，从容莫负少年头。”

这是何孟雄“五四”以来第三次坐牢。在北京的缪伯英为他四处奔波筹措保释金，李大钊10元、张国焘5元、刘仁静5元、高尚德4元……总算凑齐了400元。

这次的危险境遇让二人开始为彼此担心。何孟雄归来便向缪伯英求婚，但那时大家都在为召开全国党的代表大会奔忙，二人决定等中共一大召开后举行婚礼。

“一大”后，二人选在九九重阳那天举行了简单婚礼，李大钊是证婚人。如今，在缪伯英故居，二人的结婚照摆放在显眼处。“这枚‘伯雄藏书’印章，是夫妻俩留给后人为数不多的爱心信物。”展柜内，一本《先锋》杂志上，盖着“伯雄藏书”的印章，讲解员刘佳介绍，婚后，何孟雄廖伯英合制“伯雄藏书”图章，为他们共同拥有的书籍一一加盖印章。

他们为了共同的理想而奋斗。1923年，缪伯英、何孟雄等人领导了京汉铁路北段总罢工，不辞辛劳，四处奔走。但是革命工作是现实的、残酷的，在为革命奔走的8年婚姻生活里，聚少离多是这对担负不同使命的“英雄”夫妇的常态。

马克思主义思想通过共产党人的努力在中国得到快速传播，全国各地反饥饿、反迫害、反剥削运动风起云涌，缪伯英和何孟雄的工作进入“疯狂”状态：他在北方指导京绥铁路工人运动，她在长沙组织妇女解放；他在苏北领导农民暴动，她组织工人驱监工争人权。

1925年五卅运动爆发后，缪伯英奔赴湖南领导罢工罢市罢课、销毁日货斗争。此时的她已临近分娩，却夜以继日奔走于大街小巷。

革命工作让他们食无定时、居无定所，时常天未亮出门、深夜方归，回来还要继续工作。据帮助二人照看孩子同时也担任秘密交通工作的亲友缪位荣回忆，当时一有情况发生，他们就要提前搬家。为了搬家不引起注意，缪伯英就装作与丈夫吵架，遇到紧急情况干脆把家丢弃只身走掉。

一天，两口子大“吵”起来。何孟雄“满脸怒气”冲出家门，就见缪伯英指着何孟雄大声喊道：“你今天离开这个家，就别回来！没良心的东西！”何孟雄头也不回地走了。“怒气未消”的缪伯英返回屋里，边哭边收拾东西，带上一双儿女也离开了。

除了经常搬家，缪伯英、何孟雄也作好了为革命牺牲的准备。缪伯英多次叮咛缪位荣：“我们如果有两个晚上没有回来，你就搬家，减少不必要的牺牲。”

牺牲20余年后，亲人才知她身故

他们担心的事还是发生了。

1929年10月初的一天，缪伯英和何孟雄前往秘密联络点，刚转过两条街便发现有人盯梢，又转了几条小巷后“尾巴”还是没甩掉。

为引开“尾巴”，缪伯英让何孟雄先走，何孟雄让缪伯英先走，两人推来推去。最后，缪伯英坚定地说：“不行！这次会议很重要，你不去就开不成。”一低头，看到自己外衣上有3粒纽扣，她用力一扯将扣子扯下，塞到何孟雄手中。“走，你快走，再不走我俩就谁也走不了！”说完又推了何孟雄一把，自己则朝另一条巷口跑去。

暗探跟了上来。情急之下，缪伯英跳进附近一条小溪，在桥墩后隐藏起来。缪伯英在溪中躲了1个多小时，得了严重风寒，高烧不退，不久后在上海逝世。如今，那3颗纽扣存放在上海龙华烈士纪念馆。

据《长沙县百年风云人物》记载，临终前，缪伯英交代何孟雄：“既以身许党，应为党的事业牺牲，奈何因病行将辞世，未能战死沙场，真是恨事！孟雄，你要坚决斗争，直到胜利，善待两个孩子，使其健康成长，以继我志!”

缪伯英的侄孙缪俊杰告诉长江日报记者：“祖姑母一辈子在外干革命，也没有和家里人联系过，直到新中国成立后，才知道她已为革命献身。”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亲自写信至缪家，告知缪伯英已牺牲一事。

三次上书五入牢狱，未有惧色

1929年对何孟雄来说是艰难的一年。

生活上，妻子去世；革命事业上，因三次上书中共中央批判“左”倾错误，被撤职停止工作。但他没有消沉，依然保持着革命热情。一方面，他继续上书中央阐述自己对中国革命道路的意见；另一方面，他反复向党提出工作要求：“我为党十年工作从未休息，一天不工作就难过到了万分。” 毛泽东曾高度评价何孟雄: “当时谁敢反？立三有权的, 王明还有个米夫, 反他们是很不容易的。”毛泽东号召同志们向何孟雄学习。

1931年1月17日，因叛徒告密，何孟雄被捕。已进入中央政治局的王明在次日召开的上海活动分子会上诬称何孟雄“一贯反党”，并通知龙华狱中党支部说何孟雄是“右派”，不给他接上党的关系。尽管如此，何孟雄并未动摇和退缩。他一面和狱中难友排查叛徒，一面向共产国际提送意见书，申明反对米夫决不是反党反共产国际。

反动派得知何孟雄在党内处境不佳，审问时挑拨“是你们党内闹宗派，有人告密出卖了你”，并别有用心地问：“你死后，共产党会给你什么处分？”

何孟雄反驳道：“共产党员死都不怕，还怕什么处分! ”

何孟雄一生五入牢狱，未有惧色。这一次，他慷慨就义。

随着何孟雄被捕，何孟雄和缪伯英的两个孩子也被关进龙华监狱，后转到上海孤儿院。1932年，日本帝国主义进犯上海时，6岁的重九和3岁的小英失散于战乱中，下落不明。

在缪伯英故居，何重九最后的留影张贴在墙上，旁边则留了一面空白。讲解员刘佳向参观者解释：“妹妹小英生前没有留下一张照片，但我们应该给她留一个位置。”

寻访中，长江日报记者联系到缪伯英的侄子缪纯祖。这位80多岁的老人告诉记者：许多次，有不同的人，觉得自己就是缪伯英和何孟雄牺牲后丢失的孩子，特意登门认亲，但结果都令双方失望。即便如此，他仍然会留对方吃一顿饭再走。

（长江日报记者张维纳）

【编辑：贺方程】

（作者：张维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