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片来源：长江日报记者许魏巍翻拍自《张太雷画传》（人民出版社））

【烈士档案】

姓名：张太雷，原名张曾让，字泰来

籍贯：江苏常州

家庭出身：封建没落家庭

出生日期：1898年6月17日

出生地点：江苏省常州市

就读学校：北洋大学（天津大学前身）

入党时职业：学生

入党时间：1920年10月

入党地点：北京

【革命经历】

1918年秋 任俄共（布）秘密党员鲍立维英文翻译，秘密翻译介绍十月革命和苏俄新貌的文章，接受马克思主义。

1919年5月 参加北洋大学学生会等组织的爱国活动。

1920年4月 担任俄共（布）代表维经斯基英文翻译，参加维经斯基在北京和上海的活动。

1920年10月 加入李大钊创建的北京共产党早期组织，成为中国共产党最早的党员之一。

1920年11月 与谌小岑等创建天津社会主义青年团，任书记。

1921年3月 到达伊尔库茨克，任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中国科书记。

1921年6月 参加在莫斯科举行的共产国际“三大”。

1921年7月 出席在莫斯科召开的青年共产国际“二大”。

1921年8月 回国抵达上海，担任共产国际驻远东代表马林的翻译兼助手。

1922年5月 在广州主持召开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当选团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

1922年7月 在上海列席中共二大。

1923年6月 出席中共三大。

1923年8月 参加“孙逸仙博士代表团”访问莫斯科。

1924年6月 共产国际“五大”在莫斯科召开，任中国代表团秘书兼翻译。

1925年1月 参加中共四大，当选候补中央执行委员。

1925年5月 赴广州，担任国民党顾问鲍罗廷助手和翻译，进入中共广东区委和国民党中宣部工作。

1925年6月 与陈延年、周恩来等领导省港罢工工人、广州各界群众10万人示威游行。

1926年5月 在毛泽东主办的农民运动讲习所讲授《中国革命问题》。

1927年4月 任中共湖北区委书记，出席中共五大，当选中央委员，后任湖北省委书记。

1927年8月 出席八七会议，当选临时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后被任命为南方局委员、广东省委书记。

1927年12月11日 领导广州起义，任起义总指挥和广州苏维埃政府代理主席，次日在前往指挥战斗途中遇袭牺牲，年仅29岁。

【烈士的话】

我们现在离开是暂时的，是要想谋将来永远的幸福，所以你我不必以为是一件可忧的事。我们应该在这时期中大家努力做，寻我们将来永远的幸福，这是一件何等快乐的事呵。

张太雷的外孙冯海龙近来正为一件事情奔忙：他想收集广州起义烈士陵园中的一抔土，带外祖父张太雷“落叶归根”。

1927年12月12日，广州起义总指挥张太雷身中数弹牺牲在战斗第一线，遗体不知去向。后来每到祭奠时，他的后代都会在广州起义烈士陵园向全体牺牲的英雄们鞠躬。这是先辈葬身之地，也是理想寄托之地。

张太雷原名张曾让，字泰来。“愿化作震碎旧世界惊雷”，张曾让在投身革命后选择以“太雷”为名。在短短的一生中，张太雷确如一声“惊雷”：在共产国际的舞台上，为襁褓中的中国共产党振臂高呼；在广州起义的战场上，背水一战为革命寻找出路。

法科毕业不做律师，大学毕业证终身未领

张太雷旧居。长江日报记者 许魏巍 摄

2021年4月，江苏省常州市清凉路子和里3号张太雷故居，3间小屋被修葺得窗明几净，参观者络绎不绝。然而100多年前，这里还是人烟稀少的郊外，每到黄昏，行人绝迹，野狗乱窜，狂吠四起。张家祖孙三代妇孺，只得坐守斗室，闭门不出。

张家本为常州世家，到张太雷父亲时家道已中落，只能寄居在岳父家中。1898年6月17日，背负着“否极泰来”、复兴家业的期望，张太雷出生了。在亲属的资助下，他就读于西郊小学、常州府中学堂，并先后考入北京大学法科预科、北洋大学（天津大学前身）法科。他成绩优秀，英语尤其突出，且擅长踢足球、打乒乓球、踢毽子。十余年寒窗苦读，一份律师的职业、丰厚的收入已在眼前。

张太雷家书复制件。长江日报记者 许魏巍 摄

然而，1921年2月，他发回家书：“我先前本也有做官发财的心念，所以我想等明年去考高等文官考试；但我现在觉悟：富贵是一种害人的东西，做了官，发了财，难保我的道德不坏。”“求学问是一种最快乐的事”，“所以我决计外国去游学求一点学问……”。信中他劝慰妻子，“我们现在离开是暂时的，是要想谋将来永远幸福……这是一件何等快乐的事呵。我并没有一点忧愁，因为我有这个目的在心中……”。家书中无法言明的“学问”“幸福”，正是张太雷多年求索的共产主义理想。

1918年，为抵制《中日共同防敌军事协定》，张太雷成为天津“学生救国会”骨干。不久后为勤工俭学，他以北洋大学法科三年级学生的身份加入《华北明星报》，并担任俄共（布）党员鲍立维的翻译。同学们发现，每日自修时间，张太雷都在秘密翻译社会主义革命文献。他对好友李子宽说道：“做人要整个儿改，我以后不到上海当律师了。国家兴亡，匹夫有责。只有走十月革命的道路，才能救中国！”五四运动中，张太雷成为天津学生爱国运动的骨干，奔走在演讲、游行的队伍中。

1920年6月15日，北洋大学为张太雷签发了毕业证书。此时，张太雷已经自觉走上职业革命家道路。他奔走于京津沪，为来天津的俄共（布）代表维经斯基当翻译，随维经斯基到北京与李大钊会面，后又赴沪参加革命活动，返津推动天津革命工作。1920年10月，张太雷加入北京共产主义小组，成为中国共产党最早的党员之一。

1921年初，张太雷前往苏俄的伊尔库茨克，此后再无机会回到天津领取毕业证书。这张证书长期保存在天津大学档案馆。

为多位共产国际代表当翻译，成我党出使共产国际第一人

张太雷为鲍罗廷演说现场翻译。长江日报记者 许魏巍 摄

张太雷是党内最早的国际活动家，多次担任俄共（布）和苏俄、苏联驻华代表维经斯基、马林、鲍罗廷的助手和翻译，还出使日本，使共产国际与日本共产主义者建立了联系。他也是党内著名的政治活动家、理论家、宣传家，李大钊称赞他“学贯中西，才华出众”。

1921年，张太雷穿过茫茫西伯利亚雪原前往伊尔库茨克，身份是新组建的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中国科临时书记。他成为中国共产党派往共产国际的第一位红色使者。

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给张太雷的任命书。 长江日报记者 许魏巍 摄

他的第一个重要任务，就是起草中国共产党早期组织致共产国际“三大”的报告。这份长达1万多字的报告，详尽介绍了中国自1911年以来的政治形势、经济状况，以及新文化运动、社会主义运动、妇女运动、工人运动、共产主义运动在中国的进展，并展望了中国共产党的前景。彼时，中共一大尚未召开，在共产国际“三大”划分代表资格时中国属于“运动尚嫌弱小的”第五类国家。张太雷在共产国际“三大”上的发言权来之不易，然而限于时间，他最终未能完整宣读这份报告。

1921年7月12日，在共产国际“三大”第23次会议中，张太雷获得5分钟发言机会。他旗帜鲜明地将矛头直指日本帝国主义，提醒共产国际和西欧各国“对远东的运动更多地加以注视，不惜一切给予支援”，并发问：“在必将到来的世界革命中，中国丰富的资源和伟大的力量是被资本家用来同无产阶级作斗争呢？还是被无产阶级用来同资本家作斗争呢？那就要看中国共产党，主要是看共产国际的支持如何而定了。”

在共产国际的舞台上，年轻的张太雷为年轻的中国共产党振臂高呼，他的青春与才华也蓬勃绽放。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负责人舒米亚茨基曾回忆道：“张太雷同志不囿于中国问题和事务的小圈子。国际性的工作吸引了他。他也力求从中汲取‘更多的组织经验’。”而在召集远东各国共产党及民族革命团体第一次代表大会的工作中，“张太雷同志的卓越才能和他那组织家和实干家的天才，又得到了施展和发挥”。

广州起义中牺牲，成为少有牺牲在战场上的中央委员

1927年11月底，一艘邮政船漂在广州沙面白鹅潭里，帆布将两丈来长的船舱包裹得严严实实，20余人在舱内挤得满满当当。张太雷跨进船舱，盘腿坐下，说：“同志们，好事近！咱们决定在广州举行工农兵大暴动！”话音刚落，大家都凑上前去，不敢放大声音，只把拳头捶在船舱板上，或是拳对拳地笑着。

这一声号令，人们已等了很久。八七会议上，张太雷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主动提出到广东工作，后被任命为广东省委书记。对广东，张太雷是再熟悉不过了，他曾作为鲍罗廷的翻译兼秘书在广东工作数年，与毛泽东、周恩来、陈延年一起被称为广东“四大忙人”。

敌我力量悬殊，任务艰巨，但起义的火焰势不可挡。12月11日3时许，张太雷发布“暴动，夺取政权”的口令，3声来复枪响击破了城市的寂静，起义部队向广州市各要点发起突然袭击。枪声、呼喊声、口令声越来越密，火把和车灯照得城市一片血红，队伍像暴怒的猛兽，攻下观音山，拿下公安局，迅速占领了珠江北岸大部分地区。

天亮后，公安局大门口挂起了“广州苏维埃政府”的字样。张太雷身穿“草黄色亚丝绒军装，腰系开岔皮带，打了绑腿……十分英武地坐在当中”，向同志们发表宣言：“工人群众夺取政权，组织了苏维埃政府。”“你们的胜利，对于帝国主义是很大的打击。”

此后，张太雷一直穿着这身黄色军装奔走在起义前线。12月12日，敌人向起义军发起反扑，张太雷按计划在西瓜园广场召开大会，以激昂的声音宣布“广州苏维埃政府成立了！”宣讲声夹杂着群众的掌声，持续了1个多小时。

会议刚结束，张太雷乘车赶赴大北门指挥战斗。车行至半途，他遇袭牺牲。人们赶到时，“只见汽车弹痕累累，轮胎打穿泄了气，车已不能启动。张太雷的遗体靠在车厢内，头部中一弹，仍戴着眼镜，胸侧中一弹，血水流淌在车内外”。

事后，有人回忆道：“太雷同志刚负伤时，用俄语讲了这样一句话：哎哟，可恶的魔鬼。”

壮志未酬身先死，张太雷在29岁的年纪，成了中国共产党为数不多牺牲在战斗一线的中央委员和政治局成员。

得知挚友的死讯，瞿秋白在悼念文章中写道：“他死时，还是希望自己的鲜血，将要是中国苏维埃革命胜利之源泉！”

张太雷一家三代从军，父子两代烈士。

1938年，在张太雷牺牲11年后，他16岁的女儿张西蕾只身穿越沦陷区，在上海找到地下党组织，装扮成难民前往温州，步行几十天抵达安徽新四军军部。1年后，张太雷16岁的儿子张一阳也成为新四军的一员。皖南事变中，张一阳不幸被捕，在上饶集中营患上“回归热”。敌人一手拿着特效药，一手举着自首书，高烧不退、米水未进的张一阳始终拒绝投降，不幸去世。临终昏迷之际，他仍高喊着“同志们跟我冲呀！杀呀！消灭敌人呀……”时至今日，父子二人的遗体仍无迹可寻。

张太雷的外孙冯海龙也投身军队，多年研究外公的经历。他说：“发起广州起义，张太雷和其他共产党人几乎是抱着必死的决心，孤注一掷，希望用自己的行动唤醒革命。作为起义的总指挥，他不需要战斗在一线。但那一代年轻的共产党人，尽管缺少军事经验，却已拥有坚定的信仰，坚信自己应该身先士卒，应该去最危险的地方，这是他们珍贵的信念。”

（长江日报记者万旭明）

【编辑：朱晨颖】

（作者：万旭明 许魏巍)